政体变革和教育更新是清末以新政为标志的社会改革的两大要项。刚好处于枢纽位置的学部,其建制、决策、调整、管理等实际运作,既反映政体变动的幅度与曲折,又影响教育更新的成果与局限。 晚清的政体改革,使中国传统的六部行政架构根本转变。学部的酝酿产生,成为清末中央行政体制变革突破瓶颈的标志,典型地反映了新旧体制转换的艰难曲折。改制后学部的内外运作展示了与朝廷、各部院及地方行政之间的关系,各部的职能较过去有所扩展和加强,但相关部门之间权限划分不清,在摩擦与调适的过程中,利益冲突不断,互相推诿严重。而中央行政部门为统一所管事务,与权力膨胀的地方政权发生矛盾。这种内耗,不仅降低了统治机器的运作效能,更使清王朝离心离德,在辛亥革命狂飚的冲击下迅速分崩离析。此外,在新政、宪政期间,清政府内部分为不同派系,张之洞、袁世凯与学部官员的人脉派系渊源深厚,由此将兴学的直隶模式与湖北模式影响于学部的大政方针,导致学部在创新与复古、激进和缓行之间左右摇摆,出现阶段性变化。 在“教育救国”成为社会热点和朝野共识的背景下,教育改革与发展是影响社会变革的规模、速度和模式的基础性制约因素。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统一管理全国教育的专职中央行政部门,学部的成立对于普及新式教育,融合中西文化,加速新旧知识群体的此消彼长,推进政体的转型乃至社会整体的变迁,都有重要作用。在其主导下,建立了与癸卯学制系统配套的各级教育行政体系,奠定了此后中国教育行政体制的基本格局;学部从各地奏调兴学干才、国内外学堂毕业生以及开复启用戊戌贬官,使一批革新势力汇聚于学务中枢,与社会进步势力沟通联系,加上不惟学历出身,破格用人的人事机制,提高了行政效率。在短短六年中,通过确定教育宗旨,修订完善各项章程法令,统一规划和调整各级各类教育的结构布局,重视建立与健全信息系统与调节机制,追踪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加强对教育经费筹措使用的政策引导和管理监督,以及提倡和鼓励兴建图书馆、发明科技学理、保护古籍文物等一系列步骤措施,发挥了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在新式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由此推动学务的高速扩展,使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公认的显著成就。 然而,学部毕竟是清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当新旧、官民、中外矛盾冲突激化,危及统治秩序之际,必然会牺牲科学规律以顺从朝廷旨意。教科书审定标准的取舍,保留奖励出身和授予实官,倡建存古学堂,严格控制学生的思想行为以及阻挠干涉学生参与历次政治斗争,都充分表明了学部从属与维护清廷的立场和态度。穿新鞋走老路的时代与阶级局限,使得学部的所作所为虽然对晚清民国时期的教育乃至社会变动产生深刻影响,最终却落得个末代王朝殉葬品的可悲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