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向前推进,我国高等院校研究生招生规模也在不断增长。硕士研究生规模的扩展,固然顺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专业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其积极意义值得肯定。然而在硕士研究生培养规模不断扩展之时,也呈现着一些培养中的问题,对此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关注。其中,研究生的就业渐趋困难是个不争的事实,几十名硕士研究生竞争大学校园辅导员的岗位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在我国就业市场总体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本应作为“学术型”专门人才的硕士研究生不得不“降格使用”,更多的毕业生选择了从事需要“应用型”人才的行业。然而,由于我国目前的硕士研究生培养仍旧以学术型专业人才为培养目标,硕士研究生想要进入讲实干的领域,往往会遭遇“当烧火棍嫌长,当顶门杠嫌短”的尴尬,甚至最终沦为“就业边缘人”。我国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研究的重点是异文化和跨文化教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陆才开始引介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传播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教育人类学获得了初步发展,不少学者开始尝试结合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中国教育的发展问题或试图建构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近年米,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已经由关注少数民族教育扩大到汉族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许多学者开始从人类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教育问题,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得到了积极开展,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本土意义的教育人类学民族志作品。与此同时,教育人类学的教学科研机构和人才培养模式逐渐完善,学术队伍日益壮大。教育人类学是一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不论是重人本哲理的哲学——教育人类学,还是重田野工作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二者归根到底都离不开对教育的本质、人的本质、教育的观念与行为做广泛而深入的观察与论辩。”本研究采用叙事研究的手法进行个案展示,通过描述笔者在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经历,在笔者的感受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力图对现阶段我国教育人类学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和机制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