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研究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照，近年已逐渐成为国内理论界和政策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以对安徽省郎溪县外出打工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为基础，研究和分析农民工城市适应状况的影响因素。 运用理性选择和城市认同的理论视角讨论城市认同的影响因素、城市认同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关系。研究发现，影响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因素有个体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社会网络、制度供给等社会层面的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城市适应的重要方面。随着农民工对城市认同的加深，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会得到加强，其中的逻辑如下：农民工城市认同程度高，对城市的感情联系比较紧密，对城市比较有归属感、支持感、认同感，这样农民工就有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的意愿，也因此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会得到加强；如果农民工对城市文化不认同，那么产生的“文化休克”型精神障碍会对农民工城市适应造成非常恶劣的负面影响。 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对分析社会网络和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关系，影响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因素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个人的、文化的和结构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因素可视为社会网络动态过程的限制与促进因素。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对城市适应的影响按照如下线索进行：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经历重构社会网络的过程，以亲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逐渐以友缘和业缘为主的社会网络转变。在与重构的社会网络互动中，农民工的观念和行为逐步融入到城市的主流社会中，这样有利于适应城市生活；农民工如果仅局限在亲缘和地缘关系，则不能适应城市社会交往的模式，不能适应城市生活。 长期以来一个社会两种制度的城乡二元体制对城乡居民实行两种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医疗待遇、子女就学等方面的制度，制度供给不足成为制约农民工城市适应的主要因素。这种制度供给不足表现在社区的角色模糊、工厂工地的社会化功能弱和不完善的农民工相关组织。其原因在于：把并非为农业而制定的分析方法、立法措施和行政政策运用于农业，这种对农民的虚无化，导致有关农民工的制度空缺或者不当；有的制度本身模糊没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制度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异，这些导致目前有益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制度缺乏。制度供给不足的深层原因主要在于文化惯性和惰性。很多人认为，农民应当养活城市，很多对城市居民的制度供给似乎都具有某种意义而且公平合理，而对农民工却像一种施舍。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影响了我们对农民工的制度创建。因此，当前的农民工制度急需进行新的有效的制度安排，这安排主要是通过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变迁”实现。 从农民工这个个体层面对于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的“国家-社会-农民工”关系做分析和透视，从实证的角度证明国家、社会、农民工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