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从武侠、狐鬼、爱情——林纾小说的三大主题入手,探究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与翻译实践在林纾小说创作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林纾的武侠书写以辛亥革命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民国以前创作的《技击余闻》重“武”轻“侠”,之所以呈现这样独特的面貌:从创作背景来说,迎合了晚清的“尚武”风潮;从创作动机来说,受其翻译的《剑底鸳鸯》等小说的启发;从作品形态来说,则继承了段成式《酉阳杂俎》的创作精神。民国期间创作的武侠小说则在呼唤侠客的基础上,实现了“文”与“武”的结合,进而使得其笔下的侠客们出现了“骑士化”的趋向。林纾的狐鬼书写在《畏庐漫录》和《蠡叟丛谈》中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畏庐漫录》中的狐鬼小说在具体写法上承袭蒲松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在创作精神上却以纪昀为宗师,突出小说的教化功能;《蠡叟丛谈》中的狐鬼小说在写法上以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为模板,皆为精悍短小、强调实录的笔记体小说,在创作精神上却将小说的娱乐功能放在首位。这种戏剧性的逆转背后有着两股重要的推动力,一是文学商品化使得作家极力迎合读者口味,二是西方小说观念的冲击打破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林纾的爱情书写受其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等作品影响,一方面体会到了“男女之情”的感染力,另一方面接受了西方“婚恋自由”的文化观念。林纾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出发,因地制宜地改造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用“父母之命”来宣扬孝道,用“男女礼防”来规劝青年男女。但纵观林纾的爱情小说,“婚恋自由”始终是其笔下爱情故事的核心思想。总看林纾小说的三大主题,不难发现其翻译实践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林纾在吸收西方文学养料的同时,也在积极转化中国文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