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甘肃虽地处西北内陆地区，其受害程度与国内其它地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进入民国后，毒品更是泛滥成灾，影响深远。此时，甘肃政局动荡，地方割据势力迅速崛起，开拓地盘，扩充军队。为了筹措军费，军阀大肆开放烟禁，征收烟亩罚款，在被逼无奈之余，民众不得不种植较多的鸦片，以应付沉重的苛捐杂税。甘肃交通运输滞后，本地丰年所产粮食及其它货品很难运往外地，谷贱伤农现象时常发生，而鸦片质轻价高，便于运输，刺激了民众的种烟欲望。加之甘肃农村副业凋敝，农民赖以换取商品的货币缺乏，而种植鸦片可以换取部分货币，满足了民众的购买需求。鸦片的大量种植，随之而来的是吸食和贩运。民国时期甘肃吸食鸦片的人数一度达到2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数量不小。其因何在?贫穷的生活环境，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以及正常的积极的娱乐生活的缺乏，都使民众将吸食鸦片作为排忧解乏、治病疗疾和消磨时日的“良药”。种植鸦片，土地被罂粟占据，良田面积减少，粮食总产下降，一遇天灾人祸，农民纷纷离村，饥馑载道，死亡流离，络绎于途，给农村经济以沉重打击。吸食鸦片，斫丧了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力，给吸食者自身、家庭和社会带了灾难，影响社会和谐殊深。在贩运方面，商号、驼帮、马帮和军队是当时的四大贩运群体，鸦片在他们的操纵下，或在省内互销，或在省际偷运，毒害良善，而他们却赚取巨额利润。总之，鸦片的种植、吸食和贩运使民国甘肃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正常有序运转受到严重阻遏。面对鸦片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在禁与不禁之间，民国历届政府态度不一。张广建督甘时，禁种功效甚大，吸食和贩运有所减少。陆洪涛督甘伊始，囿于军费的困窘和财政的拮据，开放烟禁，征收烟亩罚款。冯玉祥势力入主甘肃后，为了问鼎中原，逐鹿天下，名虽禁烟，实则变本加厉，种植一度泛滥无已。南京国民政府肇建，对禁烟颇为重视，宣称与鸦片势不两立，必须根绝。言虽铿锵，但不久即行失信，实行“寓禁于征”政策。甘肃名义上纳入国民政府的统治体系之内，但地方各实力派自恃军队众多，与省政府抗衡，省府政令推行空间相当有限，禁烟无甚成效。1935—1940年，国民政府施行“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开始其统治期内最大规模的禁烟运动。此时的甘肃省也渐入和平局面，政治、经济逐步走上正常轨道，开始实施上述计划。总体上，在该计划的实施期限内，甘肃省取得的最大成效是禁种。截至1940年，除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偏僻的插花地、飞地发现烟苗外，其余通衢之处遍种嘉禾。然而，由于登记烟民、颁发戒烟执照、成立土膏行店、设立临时烟土管理所等措施的成效不彰，致使吸食和贩运依旧比较严重。40年代，甘肃省仍然将禁烟列为政府的重要施政举措，加大打击力度，效果明显，种植逐渐被限制在狭小的地区之内，随着种植的减少，连带的吸食和贩运也相应匿迹，由公开转为秘密。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对地方的控御力减弱，一些种烟大县又开始偷种烟苗，一时鸦片种植有卷土重来之势，但此时国民政府已无能为力，只能待之后来的执政者。终民国一代，烟毒未能彻底禁绝，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鸦片是当时甘肃省的财政支柱。民国时期的甘肃，近代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产业发展非常迟缓，在整个社会的财政结构中不占重要地位。甘肃省所依赖的常川大宗收入还是传统的农业产值，然而农业生产技术在未有质的飞跃之前，所提供的产出毕竟有限，且未将地籍彻底整理，田赋征收常不足实数。因此，仅仅依靠田赋很难维持政府机构的运转，尤其是庞大的军费开支，在此情境下，政府和军队就将种植和贩卖鸦片变成为其开辟财源的不二法门。其次，正因为鸦片是财政支柱，所以政府采取的禁烟政策如分期禁绝、颁发戒烟执照等都是本着“禁税并重”、“寓禁于征”的目的，企图在禁政上取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即既要禁烟，又要收款，这种矛盾的做法给禁政成效不佳埋下了伏笔。再次，鸦片是高利润作物，各个社会群体(如军队、土匪、地方土劣等)都将其视为取财的便捷之道，怂恿、包庇、甚至强迫民众种植鸦片，从中获取巨额收益。地方基层政权经费微薄，但事务众多，开支浩繁，也通过鸦片寻求利益分配。省府限于实力，对上述种种违法之举无法彻底监督禁止，社会失控现象严重。最后，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来看，民国历届政府受到各种势力的挑战。如南京国民政府内有各地方实力派的飞扬跋扈，不将其作为合法性政权，其统治的中央权威资源损失殆尽：外有日寇的入侵，致使它不能倾其全力推行禁政，禁政受到影响自在意料之中。与新中国的禁毒政策相比较，民国时期甘肃禁毒政策及措施的局限清楚地凸显了出来。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能否将烟毒彻底涤荡清除，是人民对新生政权的一种期盼，也是对这个政权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在禁政的价值取向上，新中国完全摒弃了过去将地方财政建立在鸦片畸形经济基础之上的危险路径，不再从鸦片上寻求任何利源。同时，土改、减租减息、“三反”、“五反”等运动的开展，农民从经济上、政治上翻了身，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而且随着对基层政权的大清理，一批积极分子充实到基层政权的行列，推行政令的积极性高涨，社会动员能力空前提高，加之民众对新生政权的各项政策持普遍认同支持态度，国家与民众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禁政速度大大加快。短短几年之内，影响近代甘肃的百年烟毒从此绝灭。回顾民国时期甘肃的毒品泛滥和禁毒历程可知，毒品是社会毒瘤，在国家衰微、民气不振、民族备受欺凌和压迫的宏观背景下，在民国甘肃社会政局动荡、经济残破和文化萧条的特殊环境中，毒品是不可能禁绝的。只有全面发展提升社会的各个层面，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综合实力，才能将毒品永远阻隔在我们的生活之外，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