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史场景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地理学（假如允许使用这一术语的话）共同浇灌的领域，而中国地理学史则集中古今、中外两种跨文化类型于一身，这使得中国地理学史的编撰需要注意编史方法论的“合法性”问题。基于此，面对矛盾性的书写的中国地理学史场景，需要通过地理学编史学来重估、重建中国地理学传统及其发展史。本文的要义是：①地理学（科学亦同样如此）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并不是同一回事；②书写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地理学史需要将地理学置于其地方、时代来理解，用其所处地方、时代的文化观念、概念、材料来反映地理学所处地方、时代的位置关系。本文第一部分（绪论、第一章）是对中国地理学史矛盾场景的再现及基于其方法论批评的地理学编史学建构。通过呈现中国地理学史的矛盾场景，提议解决其矛盾的途径是编史学研究；通过引介科学编史学的解析框架，建构了地理学编史学的分析框架；通过考察当前业已存在的实证主义、建构主义和历史语境主义编史方法论，阐明了地理学编史学研究进展。在地理学编史学的层面上，地理学史是一项建构性的学术事业，当前存在三种编史方法论：①以《地理学的性质》、《所有可能的世界》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地理学编史学；②以TrevorJ.Barnes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地理学编史学；③以RobertJ.Mayhew为代表的历史语境主义地理学编史学。特别地，第一章中建议地理学史编史方法论的“合法性”选择途径包括：①古近代史宜采用历史语境主义编史方法论；②现当代地理学史可以采用实证主义编史方法论，并注重考察当代地理学与科学和社会文化的关联；③转型时期的地理学可以注重建构主义方法论。亦因历史主义地理学编史方法在国内未有系统认识，第一章第四节通过此方法论理论的重要阐述者RoberJ.Mayhew的思想来源及其工作成就论述了历史语境主义编史方法论的思想渊源、要义及其建构的近代地理学图象，唐晓峰等实际上对中国古代地理学做了同样的工作。本文第二部分（第二、三、四章）是对中国地理学史的编史学研究。第二章考察了中国地理学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及其历程：科学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三条路径；及从科学史到思想史的发展阶段。第三章考察了中国地理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阐明国外学者对中国地理学的评价是模糊、矛盾的，这源于实证主义科学观影响下的编史方法论，具有“辉格”史的倾向，同时受文化交流的语言限制。国内学者对中国地理学差别性的评价源于实证主义编史方法论和历史语境主义编史方法论的偏差。肇始于王庸的中国实证主义编史方法论源于建构现代中国地理学前史的目的，是具有合法性的，其要旨是从知识、学科、思想等方面理清实证主义地理学史的发展线索。唐晓峰为代表的通过中国古代原有文化体系、概念、材料来认识地理学的发展史，可以认为是一种历史语境主义的编史方法。第四章通过考察地理学史中的“传统”阐明，地理学的传统是一个未经严格定义的概念，包括着本体的、方法的涵义（其中的总结还有“辉格”色彩）。通过中国地理学史研究的目录学来考察中国地理学的传统，发现欧美所言的传统，仍然能够在中国地理学中得到“反辉格”的再现。结合王朝地理学的叙述框架，总结了中国地理学传统的流变，认为中国地理学经历了自然与人文的双重传统(《禹贡》前)——人文传统系统化(王朝地理学)与自然传统缓慢发展(《禹贡》之后至明)——王朝地理学传统弱化、自然传统自发转型与国外近现代地理学输入，王朝地理学终结与近现代地理学成型(明末至1949)等阶段。附带说明，第五章回顾了中美地理学跨学科的“地理科学”战略方向源流，从现代地理学及其未来态势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地理学的“会通”态势，这是中国地理学目前发展的最后阶段——与欧美地理学“会通”(1949—)，且逐渐形成世界地理学大国。第三部分（第五章）是现当代中国地理学史编撰的例析，通过将中国现当代地理学置于地理学的全球化背景中来考察，要义是从“长时段”理论的角度阐明中国地理学当前的“会通”态势，以及其编史的方法论途径。基于选择实证主义地理学编史方法论通过中美地理学跨学科的“地理科学”战略方向思想渊源的梳理，揭示出：跨学科的地理科学是地理学发展的战略方向：①地理学正走向或走入集成研究的“大科学”阶段；②“学科”与“任务”平衡是地理学自身发展及应对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的必然要求；③未来地理科学建设应当是具有科学人文主义的学科体系、方法论、技术和工具的“三元”结构。结论与展望一章说明了地理学史是一项建构性的事业，从平衡于历史和未来的层面上看，地理学史在理性、原始历史、未来三方面都不应有偏颇，而是注意编史方法论的选择。因此，除应用历史语境主义进行古近代史编史的同时，注意平衡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于现当代地理学史研究，而对于未来地理学史的研究则必须注意当代地理学的跨学科态势及其范式转型与科学和社会文化的关联，这关乎未来地理学的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