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关于我国国有企业债转股的风险问题的研究。本文的总体研究思路是：通过对债转股一般原理及国际实践的考察，为我国国有企业债转股的风险分析及规避提供有益的启示；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债转股政策选择的必要性和现实性；结合有关理论，通过对我国国有企业债转股的方案设计和实际操作的考察和研究，识别其间所蕴藏的风险，分析风险的形成机理；从我国特殊体制背景和国情出发，透析我国国有企业债转股的深层次风险根源；在前面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规避防范我国国有企业债转股风险的基本思路和科学的对策。 本文综合了前人研究成果，提炼出适合本研究实际情况的关于人的行为的假定：①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②有限理性；③机会主义倾向。通过对国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与市场竞争理论的借鉴与分析，为问题的研究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本文采定性分析为主，辅以定量分析、社会收益——成本分析、归纳演绎、比较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国有企业债转股的风险分析和规避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本研究的结论如下： (1)债转股的一般原理及国际实践为我国处理国有银企间的不良债权债务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债转股的一般原理及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一些国家利用债转股成功解决不良债权债务问题的实践，为我国不良债权债务问题的处理提供了一种思路。同时，也为成功运作债转股提供了一些启示：作为债务重组的一种重要方式，债转股不是对所有的不良债务都适用，而主要是针对其中具有成长潜力的部分；管理重组是债转股的实质，也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债转股权的实际约束力与之密切相关；从不良债权债务对国家经济的危害来看，政府对债转股的介入是必要的，但必须规范和适度。 (2)实施国有企业债转股是基于我国国情的现实选择。当前，我国不良债权债务问题已积累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不仅给宏观经济系统积累了巨大的风险，威胁着国民经济的安全和稳定，而且成为深化改革的瓶颈。不良债权债务问题的解决已是刻不容缓。通过对不良债权债务的积累分析，我们发现问题的实质是：国有银企信用关系扭曲下的，国有企业机制性经济效益低下。因此，问题解决方式的选择必须着眼于问题的实质，而且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不良债权债务的对称性，不良贷款的质量状况和数量来看，我国的债务重组必然是银行——企业合二为一的重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债转股便成为了我国处理不良债权债务问题的现实战略选择。 二皿二届硕士学位论文 （3）我国国有企业债转股是一项政府主导和推动下的市场行为，政策性和操作的市场化相结合是其政策设计上的突出特点。从其原理和本质来说，债转股的根本特征是市场化。而通过对我国国有企业债转股的政策选择的研究，我们发现：作为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所有的权代表一一政府，理所当然是债务重组方式选择的决策者，也是债务重组的原始推动力。重组方式的选择必然要体现政府的多重目标，其政策性特征是显而易见。国有企业债转股正是政策设计者试图将政策性与操作的市场化完美融合，以解决不良债权债务问题的选择。这无疑增大了方案设计和实际操作的难度，使得我国的债转股可能面临着较一般意义上的债转股更大的风险。 （4）我国国有企业债转股的风险巨大，而且蕴含于操作的各个环节。具体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债转股的方案设计和具体操作，我们发现我国国有企业债转股的风险是现实而巨大的，蕴含于操作的各个环节。在股权的进入环节，腑在着债转股企业的确定凤险：国有企业无论是否符合债转股条件，出于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椭强烈的转股要求。尤其在审批者缺乏有效的鉴别手段，且自身存在较强的道德风险的倩况下，国有企业具有更大的逆向选择酮；陇在着逆向示范风险：一方面债转股按帐面价值转移国有椅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对其既往不咎，容易导致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在我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下，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将债转股视作一项优惠政策，而这种“优惠”又往往是为“坏”企业设置的，这对非转股的好企业就会形成逆向激励，从而选择拖欠本息、松懈管理。结果可能是亏损加剧，信用基础坍塌。在持股盘活环节，腑在着宏观经济运行环境风险：企业赢利能力的恢复除了与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密切相关外，还受外部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影响，今后两三年内正是债转股持股盘活的关键时期，经济形势能否好转，从目前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来看是不确定的。②存在转股企业治理结构弱化的风险：研究表明，在缺乏有效的外部治理结构的情况下，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便主要表现为企业控制权的取得和有效实施。我国国有企业债转股中，投资主体（AMC）的股东权利的完整性不明确，而且自身存在着有效行使股权的动力间题，使得股权的约束力可能非常有限，甚至比原有债权的约束力还要弱。在股权退出环节，股权退出面临严峻考验：我国现有的资本市场状况很难为债转股股权提供有效的追出渠道，不良债权债务的风险缺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