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典名著,《晏子春秋》主要记载了春秋末年齐国贤相晏婴的言论事迹,它初步成书于战国稷下学宫,最终在西汉刘向手中形成定本,流传后世。然而,该书命途多舛,古代学者因其并非某一诸子学派的代表作而未予应有的重视,后来更因被判定为伪书而遭到过度的怀疑和批评。近现代以来,人们就《晏子春秋》的学派归属、文体性质、成书时间、作者考证和校勘注疏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对其思想内涵的重视程度则相对欠缺。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晏子》竹简出土以后,该书的真伪问题才基本得到了解决,学术界也迎来了探讨《晏子春秋》思想的一个良好契机。但直至今日,相对于其它先秦诸子而言,学界对该书思想的研究仍十分薄弱,且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分散而又重复,各种“诸子研究”、“思想史”、“哲学史”等著作,或根本不提及《晏子春秋》思想,或仅仅简单涉及,论述不详。迄今为止,尚没有出现对其进行全方位探究的博士论文。这对于一部传世先秦经典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之事。本文采用了思想史研究的多重方法,坚持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实事求是,努力在当时的背景下探讨该书所蕴含的各种思想。晏氏家族成员自桓公时才开始登上齐国政坛。晏婴之祖虽然受到了桓公的重用,却未进入朝廷的核心。晏婴之父晏弱智勇双全,得到灵公青睐,在灭莱一役中立下了卓越功勋。晏婴是晏氏家族从政的巅峰,他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位君主,显名诸侯。晏婴卒后,因受个人才能和历史际遇的影响,其子孙后代逐渐走向衰落。晏子以“一心事三君”的事君方式,充分体现了他“和而不同”的君臣思想;晏氏家族与陈氏家族早年就有交往,关系融洽。晏子与陈桓子之间的感情更是密切。身为齐国世民,晏子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辅佐公室,然而对于以后可能会取代姜氏政权的田氏家族却态度微妙暖昧;晏子还灵活而巧妙地处理好了与一般同僚、谗佞邪人、叔向、孔子和布衣百姓等人之间的关系。刘向对《晏子春秋》的影响极大,其《晏子叙录》对该书篇章数目的记述存在着“矛盾”之处。他为政生涯所体现出来的忠臣品格深深地影响了《晏子春秋》篇章的编排顺序,从而使《谏上》、《谏下》、《问上》、《问下》四卷(篇)依次位居该书前列。作为一名颇负责任的文献大家,刘向对关于晏子的其它材料也做了精心的整理与编排。这些都反映了该书的不同内容在刘向心中的地位高低。从《汉书·刘向传》的记载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经历在“灾异鬼神”、“进贤臣,退谗侯”、“抑大夫,黜外戚”和“重节俭,倡薄葬”等方面与《晏子春秋》颇具相通之处。《晏子春秋》的“君臣思想”具有“君可择臣,臣亦可择君”、“政昏礼违,可抗命面斥”、“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君民者,社稷是主;臣君者,社稷是养”和“远离暴君乱国”等进步性;“民本思想”除受先秦文化传承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外,还主要是因为清楚地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巨大作用,从而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人才思想”提倡在宗族血缘关系的背景下于齐国的贵族阶层中选贤任能,虽然范围有所扩大,但却严重地束缚了平民人才的发展;“礼治思想”具有赞同不法之礼、反对儒家繁杂误民之礼、提倡社稷高于礼和颂扬特殊场合情高于礼等独特性,它遵循了“崇实尚简”原则,并传达出晏子开明的君臣思想和进步的历史观念,同时还与该书的文学性质及整理者刘向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晏子春秋》支持成文法的实施,它的“法治思想”包涵了许多儒家因素,故显得有些温和,但这是一柄双刃剑,若为昏君佞臣所用,则会害国害民。《晏子春秋》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一个“节”字上,具有较为浓厚的保守色彩。《晏子春秋》尊晋、重鲁、轻吴、贬楚的感情倾向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中晚期齐国对各诸侯的不同态度外,还或多或少地受该书文学性质的影响。《晏子春秋》的军事理念以反对战争为主,这与其“以民为本”的核心思想及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但其并不一味盲目反对战争,也主张君主在一定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举兵讨逆。《晏子春秋》的辩证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不仅与晏子的身份有关,而且也体现了我国传统哲学的实践型特征;该书虽然提出了对天命鬼神的诸多怀疑,却并不彻底,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无神论思想的发展规律有关。《晏子春秋》各种思想之间存在着诸多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此外,“上古三代历史”、“春秋时代背景及前诸子文化”和“齐国本土文化”对其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总之,本文对《晏子春秋》所蕴含的丰富思想进行了几近全方位的探析且颇多创新之处,以期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