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摆脱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然而,不可否认这一问题至今也未能得到彻底解决——发达国家始终挥之不去的贫民窟“景观”以及发展中国家长期高居不下的贫困人口数字似乎都在“控诉”着人类应对贫困难题的乏力。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改变世界”并以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为奋斗目标,“消除贫困”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政党的必然使命。在成立至今的百年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擎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谱写了对抗贫困、摆脱贫困的壮丽诗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完成了我国9899万贫困人口的精准脱贫工作,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减贫奇迹。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以及全球治贫减贫形势依然严峻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习近平贫困治理观、弘扬和传递中国减贫的智慧经验,其意义重大而深远。本文对于习近平贫困治理观的研究,可分为理论渊源、形成过程、理论内涵、基本特征以及时代价值等内容。习近平贫困治理观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的起源、贫困的形式、贫困的消除等问题的理论思考,吸收借鉴了列宁关于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反贫困问题的诸多认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者,习近平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贫困治理观中汲取了丰富的智慧经验。作为中华文明的爱好者和传播者,习近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了贫困治理的诸多启示。习近平贫困治理观建基于以上思想质料的基础之上,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治理贫困的经验总结,是中华民族摆脱贫困的智慧结晶。习近平贫困治理观有着清晰的形成过程。习近平的个人成长经历极其丰富,从在陕北梁家河度过七年知青时光,到决心从政,辗转河北、福建、浙江等地,直至党的十八大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无论身处何地,习近平始终如一地关注着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贫困群众的生活,扶贫治贫始终是其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习近平贫困治理观的形成过程可划分为1969年到1985年的萌芽生长时期、1985年到2002年的快速发展期、2002年到2012年的丰富完善期以及2012年至今的最终成熟期四个历史阶段。习近平贫困治理观有着多维的理论内涵。本文认为,从以下四个维度出发,将习近平贫困治理观划分、阐释,能够更加清晰全面的诠释这一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一,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为理论内涵的精准扶贫观;其二,以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为理论内涵的大扶贫观;其三,以精神扶贫、产业扶贫为理论内涵的内生动力扶贫观;其四,将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形成极具特色和创新性的生态扶贫观。这四个方面内容相互联系、彼此交融,高度统一于“贫困治理”这一核心命题,深刻展现了习近平贫困治理观在内容体系上的整体性逻辑。习近平贫困治理观有着鲜明的基本特征。我国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显著彰显了其指导思想的先进性、科学性和优越性。首先,从理论维度上看,习近平贫困治理观体现四个方面的鲜明特征,包括价值取向上的人民性、问题导向上的科学性、战略视野上的全面性以及思维方法上的创新性。其次,从实践维度上看,习近平贫困治理观体现三个方面的鲜明特征,包括治贫领域的宽泛性、治贫措施的精准性以及治贫逻辑的整体性。最后,从制度维度上看,习近平贫困治理观体现我国制度的诸多优势。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由党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二是聚焦经济发展,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端同时发力;三是狠抓文化建设,实现扶贫理念和扶贫秩序的再造;四是重视民生保障,始终关注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贫困治理观有着重大的时代意义。在理论价值上,习近平贫困治理观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补齐“全面小康”最大短板的科学指南,是引领社会主义迈向“共同富裕”的鲜明旗帜。在实践意义上,习近平贫困治理观指导下的脱贫攻坚行动不仅全面推动了乡村振兴进程,也有力巩固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度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世界贡献上,习近平贫困治理观不仅成功指导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贫困、提供了减贫的中国经验和方案,也引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实际行动协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治贫减贫工作,成为推动构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