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国有企业与美国经济交往日益频繁,我国国有企业在美国被诉案件也在增多。当我国国有企业在美被诉时,美国法院可对其适用管辖豁免制度,因此我国国有企业面临在美管辖豁免问题。虽FSIA是美国法院判定国有企业是否享有管辖豁免的唯一依据,但美国判例实践中对FSIA的具体适用存在分歧。可见,对于我国国有企业在美管辖豁免问题,需对近年我国国有企业在美国被诉的实践进行观察,从实践中归纳。通过分析2010-2019年我国国国有企业在美被诉的13个案件,笔者发现我国国有企业在美国被诉时适用管辖豁免存在问题,问题包括主体资格认定、商业例外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我国国有企业是否主动证明其具有主权豁免主体资格?第二,如何利用FSIA第1603条第（b）款使我国国国有企业享有主权豁免主体资格?第三,我国间接“拥有‘多数股份或者其他所有权利益’”的国有企业是否具有主权豁免主体资格?第二个方面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判定“关联公司商业行为”是否归于国有企业的具体适用标准是什么?第二,FSIA第1605条第（a）款第（2）项中“直接影响”具体适用标准是什么?第三,如何利用“关联公司商业行为”“直接影响”具体标准,以使我国国有企业行为不构成商业例外?针对“主体资格”“商业例外”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美国法院适用“主体资格”“商业例外”时具体适用标准,探究我国国有企业在美国被诉时,是否应主张其具有主权豁免主体资格,若主张后我国国有企业应如何利用FSIA获得管辖豁免?首先,“主体资格”认定。“主体资格认定”有四个具体适用标准,其一,“多数股份或者其他所有权利益”,其二,“政治分支机构”,其三,“机关”,其四,“第三国法律”。通过对这些标准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应该主动提出其具有主权豁免主体资格,为使我国国有企业获得主权豁免主体资格,可分三步证明其具有主权豁免主体资格,第一,我国国有企业应主张“核心职能”方法判断其是否为“政治分支机构”,使其子公司作为“代理人或机构”享有主体资格;第二,若不能证明我国国有企业是“政治分支机构”且原告提出证据证明被告国有企业子公司的“多数股份或者所有权利益”不是由我国直接拥有,被告国企子公司可证明母子公司之间存在联系,从而使子公司不具有独立地位,以此证明其符合FSIA第1603条第（b）款第（2）项中的“多数股份或者其他所有权利益”标准;第三,若被告国企子公司未能证明其满足FSIA第1603条第（b）款第（2）项中“多数股份或者其他所有权利益”标准,则可以证明其符合五项因素与“国有企业代表该国政府从事公共活动”的其他因素,以此表明其为1603条第（b）款第（2）项中的“机关”。其次,“商业例外”认定。“商业例外”标准包括“关联公司商业行为”“直接影响”,笔者通过对这些标准具体适用分析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可通过三种方式使其行为不构成商业例外:第一,我国国有企业应援引“Bancec案”标准,使我国国有企业关联公司的商业行为不归咎于我国国有企业,第二,我国国有企业应主张适用判定其是否构成“直接影响”第一个因素,即“具有法律意义”,证明其行为不符合此因素,使其行为不构成“直接影响”,第三,我国国有企业即使选择与非美国籍个人或者企业进行交易,也应将合同履行地设置在美国境外,使其行为符合“直接影响”标准。我国国有企业在美国被诉时适用管辖豁免存在的问题为本文研究方向,通过将美国适用于我国国有企业的FSIA标准具体适用进行实证研究,希望能对在美国被诉的我国国有企业提供有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