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公共服务、自然垄断、金融、国家安全等领域。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中央明确提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应该如何安排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850家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从直接所有权和终极所有权比较视角探讨了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同时较为全面地考虑了股权结构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现有研究。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直接所有权视角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与托宾Q值呈显著的U型关系，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与资产收益率呈显著的U型关系，国有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两职合一”情况对企业绩效均未呈现显著影响。终极所有权视角下，现金流权、投票权对企业绩效似乎无显著影响，两权分离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 U型关系。使用股权结构工具变量后，直接所有权视角下与终极所有权视角下的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均变得不再稳定，两权分离度与企业绩效的倒 U型关系仅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成立，股权结构存在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的主要政策启示为：（1）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政府或者政府部门作为其终极控制人，不能仅通过持有现金流权来引导国有企业改革，而应该同时考虑控制方式，使两权分离度处于合理的区间。（2）直接所有权视角下的第一大股东并不能完全反映出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除第一大股东外，新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做股权安排时，应将其他大股东也纳入权衡范围，尤其是终极控制人。（3）目前国有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股权激励效果不明显，新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应当加强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4）新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在股权安排时应考虑地区制度环境的差异。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政府或政府部门应给予国有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而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政府或政府部门可以给予更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