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既往研究表明,婚姻状况与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之间存在联系,但其具体机制尚未明确。本研究旨在探索中国北方汉族认知正常人群婚姻状况与AD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CSF）生物标志物之间的关联。研究方法:本研究人群来源于中国人阿尔茨海默病生物标志物与生活方式（Chinese Alzheimer’s Biomarker and Lifesty LE,CABLE）研究。CABLE研究是一项起始于2017年1月持续进行的大规模队列研究,重点研究中国汉族人群AD的危险因素和生物标志物。本研究共纳入了CABLE研究自2017年1月至2020年4月招募的998名认知正常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都在青岛市市立医院完成了AD CSF生物标志物的检测。在校正了年龄、性别、教育年限、中国改良版简易智力状况检查量表（China-modified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CM-MMSE）评分和载脂蛋白Eε4基因（APOE?4）携带状况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婚姻状况与AD生物标志物的关系进行分析。此外,我们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加入了婚姻状况×年龄、婚姻状况×性别的交互作用效应分析,并进一步按年龄（以65岁作为界限值）将总体人群分为老年人亚组和中年人亚组,按性别将总体人群分为男性亚组和女性亚组,以探索婚姻和AD病理的关系是否受年龄、性别的影响。结果:本研究共纳入研究对象998人,其中有配偶者有915人,无配偶者（包含离异、丧偶和未婚者）有83人。有配偶组和无配偶组各项基线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CM-MMSE评分、APOE?4携带状况、冠心病病史、高血压病史、2型糖尿病病史、简版老年抑郁量表评分等）均未发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p＞0.05）。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婚姻状况与AD CSF生物标志物Aβ42（β=-9.118,p=0.102）、Aβ40水平（β=0.001,p=0.999）)、t-tau水平（β=0.004,p=0.997）)和p-tau水平（β=0.113,p=0.840）以及生物标志物比值Aβ42/Aβ40（β=-1.592,p=0.747）、p-tau/Aβ42（β=12.97,p=0.634）、t-tau/Aβ42（β=28.125,p=0.785）均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在加入了婚姻状况×年龄、婚姻状况×性别的交互作用效应分析以及按年龄、性别进行的亚组分析中的结果也提示同样的结果。结论:本研究表明,在认知正常人群中,婚姻状况对AD CSF生物标志物没有显著的影响,这种阴性关联在不同年龄阶段和性别中也是同样存在的。然而此项阴性发现还需未来的高质量大型队列研究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