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从古代的区域军事与政治堡垒,发展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从偏居西南一隅的内陆山城,发展成为抗战时期的中国战时首都,其城市发展历程独一无二。这座内陆山城曾因军事防御优势,在南宋晚期长达四十余年的抗蒙战争和近代的抗日战争中,两度闻名于世,在民族危急存亡之时担负起天下兴亡之重任,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两次战争改变了世界,同时也改变了重庆。南宋晚期,重庆不仅成为全国的抗敌中心,也开发了区域的经济优势,当时修筑的城池,初步奠定了重庆古城的大致范围;抗日战争更使得重庆从一个区域中心城市一跃成为中国以至全世界的焦点和世界反抗法西斯的中心。因为战争,重庆成为人类战争史上“无差别轰炸”战略的第一个受害城市。但同样源于抵抗战争的城市防御优势,在抗战的八年间,在内迁而来的外部动力作用下,城市得到跳跃式的发展。今天的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从改革开放、直辖到西部大开发,城市经历了几次重要的发展契机,追根溯源,今天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抗战时期形成的城市格局。本论文是在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框架中,力求从宏观走向微观精细化方向的典型个案;同时也是抗日战争期间,非占领地城市中发展最为重要和特殊的城市。论文以“中国古代城池选址和防御体系”、城市发展机制的“底波率”原理、近代西方城市功能分区思想、有机疏散、卫星城市等相关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指引。通过对现有的“陪都档案”、历史文献、地方志等第一手原始资料的收集和深入挖掘,对实地进行调研和访谈,应用类比、归纳、推理、数理统计分析等多种方法,构建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本文以战争和城市防御为切入点,以战争形势变化为线索,研究对象范畴通过物质层面上的战时重庆城市防御建设(包括火巷建设和旧城区改造、兵工厂建筑、城市空间拓展等);文化层面的战时建筑思潮、建筑理论、建筑教育等;制度层面上对《陪都十年计划草案》的编制、战时城市管理和法规的制定等;以及建设者层面(包括城市管理者、城市规划、建筑的设计者等)等四个层面,全面构建出1937-1949年期间重庆城市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动力机制、发展轨迹以及运行规律等多方面特征。论文的创新点有四点,第一,首次以战争与城市防御角度,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期间重庆特殊的防御型城市建设;第二,通过分析战时出于城市安全以及生产建设的需要,城市向乡村疏散这一必然的“自救”过程,探寻战时重庆郊区的城市化发展,以及形成“大分散、小集中、梅花点状”城市雏形的动力机制。第三,通过战后《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与战前《首都计划》;战时重庆的分散式功能分区意向与战时西南其他城市计划等的对比,总结出中国近代由国人“自主”完成的城市规划的基本特征,和针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城市所采取的不同规划策略。第四,通过分析抗战大后方的建筑思潮和理论特征,以及特殊时期的建筑教育的特殊发展特点,最终力图使本研究成果能进一步拓宽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