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政府四万亿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施，中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债务迅速积累，导致宏观部门杠杆率攀升，进而增加国民经济和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中国宏观部门杠杆率分布不均匀，非金融企业部门最高，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相对较低。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后，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非金融企业部门过度举债已成为中国金融稳定的一大隐患，有关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违约风险值得深入研究。
　　如何评估并计算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违约风险？既有文献往往从资金流量表的流量数据入手分析，导致了违约风险测算的不准确。本文首先对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现状做了结构性的描述，然后分析了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变动特点；继而运用国家统计局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行业宏观数据编制了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2004-2017年的资产负债表；运用未定权益分析法（CCA）测度了2004-2017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违约风险，并将非金融企业部门做结构性的划分，分别测算每个子部门的违约风险。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第一，近十年来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增幅较大，且国有企业的宏观杠杆率大于私营企业，但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小于私营企业。第二，通过未定权益分析法测算得出的指标有隐含资产波动率、违约距离和违约概率，其关系为隐含资产波动率越大时，违约概率越大，违约距离越小。三个指标直观展示了非金融企业部门的风险敞口的动态演变过程。第三，将非金融企业部门按行业进行细分，发现房地产企业、建筑业和工业的违约风险依次递减；将非金融企业部门按照所有制类型划分，发现国有企业的违约风险大于私营企业，在国有企业中，地方国有企业大于中央国有企业。
　　本文根据现有的数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非金融企业部门做了更深入的研究。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运用现有的数据，调整编制过程中的参数，重新编制了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并且把非金融企业部门做了结构性的划分，测算非金融企业部门各个子部门的违约风险，得出的结论与我国结构性去杠杆的政策方向一致，为我国结构性去杠杆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