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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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以来,我国制造业大多借助技术含量不足的生产环节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然而伴随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资源不足等现象的出现,我国制造业面临的难题,不仅有来自价值链上游发达经济体的“挤出”和“低端锁定”,还有来自价值链下游发展中经济体对我国“世界加工厂”地位的挑战。在内外同时受到制约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亟需掌握被发达经济体封锁的核心技术优势,跨越“世界加工厂”发展阶段,进而往全球价值链上游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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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以来,我国制造业大多借助技术含量不足的生产环节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然而伴随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资源不足等现象的出现,我国制造业面临的难题,不仅有来自价值链上游发达经济体的“挤出”和“低端锁定”,还有来自价值链下游发展中经济体对我国“世界加工厂”地位的挑战。在内外同时受到制约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亟需掌握被发达经济体封锁的核心技术优势,跨越“世界加工厂”发展阶段,进而往全球价值链上游移动。近年来,我国同时作为投资东道国和母国,伴随我国IFDI和OFDI并行增长,双向投资对我国制造业迈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将IFDI、OFDI和GVC纳入同一研究体系,首先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双向FDI互动发展影响我国制造业GVC位置的内在机理,然后,基于我国16个制造业行业2005～2014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得出:双向FDI互动发展能促进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且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作用存在差异,其中,对中技术行业的促进作用最明显;研发投入在双向FDI互动发展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其中,对高技术行业的正向调节效应最明显;研发资金投入的正向调节效应大于研发人员投入;对外开放度、出口密集度、资本密集度和政治关联对我国制造业GVC位置具有不同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对我国制造业协调IFDI和OFDI的互动发展从而实现GVC位置攀升提供了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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