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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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一个国家的就业状况不再只与本国经济发展和政策变动相关,而是会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动。在此背景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基于自身利益所采取的就业政策和对外政策却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要探究这种差异存在的根源,就需要厘清中美两国就业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共性与差异,梳理国内国际各种因素对两国就业的不同影响。因此,本文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纳入就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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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一个国家的就业状况不再只与本国经济发展和政策变动相关,而是会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动。在此背景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基于自身利益所采取的就业政策和对外政策却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要探究这种差异存在的根源,就需要厘清中美两国就业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共性与差异,梳理国内国际各种因素对两国就业的不同影响。因此,本文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纳入就业变动的分析框架,对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和美国的就业变动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基于WIOD数据库,本文通过投入产出和链式结构分解分析法,分别测算了全球价值链视角下2000年至2014年中国和美国的就业人数变动情况,并采用链式结构分解分析法梳理了国内外消费需求效应、GVC就业系数效应以及由中间产品份额效应和最终产品份额效应组成的全球价值链效应等结构因素对中国和美国就业变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对整体就业而言,国内消费需求效应和GVC就业系数效应是影响中美两国就业最重要的两大因素,两者的作用效果一正一负,对两国就业的变动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余各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其中全球价值链效应尤其是最终产品份额效应促进了中国整体就业,而全球价值链嵌入特别是中间产品再配置对美国整体就业则起到了抑制作用。分行业来看,在制造业部门中,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尤其是最终产品生产,促进了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就业,而全球价值链效应特别是中间产品份额效应则强劲地抑制了美国制造业就业,其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所受影响最大;在服务业部门中,全球价值链效应促进了中国服务业就业却抑制了美国服务业尤其是公共服务业的就业。本研究为中美两国科学制定就业政策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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