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限的全球金融一体化背景下,国际金融体系是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此时浮动汇率制度吸收外部冲击调节全球失衡的本质是对经常账户失衡的再平衡。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从全球经济一体化向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转变,全球跨境总资本流动增长速度和规模快速上升,并呈现出全球金融周期现象。从全球失衡到全球金融周期转变的过程中,国际金融体系的作用从提高实体资源配置效率凸显为派生流动性和名义购买力。那么,在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趋势下,净资本流动是否能体现出金融风险的积聚?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基础是“三元悖论”还是“二元悖论”?浮动汇率制度是否能够对外部冲击起到缓冲器的作用?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浮动汇率制度缓冲器的作用机制呢?本文以跨境资本流动为研究主线,以全球银行体系中跨国银行为切入点,从全面到具体对汇率制度吸收外部冲击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度剖析。具体地,本文主要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第一,在美联储加息和全球风险偏好冲击的背景下,浮动汇率制度对净资本流动和总资本流动的缓冲机制是什么,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第二,全球金融周期背景下,各国是如何通过跨国银行形成全球跨境总资本流动模式的?且该模式下,怎样的汇率制度安排能够缓解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跨境资本流动受到的外部冲击?第三,当从总体聚焦为一对一的跨境金融交易时,互为交易对手的国别特征又是如何对汇率制度缓冲跨国银行双边资本流动产生影响的?第四,从全球失衡到全球金融周期的背景下,汇率制度的缓冲作用机制又发生了什么转变?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为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提出政策建议。首先,本文从汇率制度的历史演变和跨境资本流动的特征事实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世界经济已从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渐发展为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而在此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以及跨国银行资本流动呈现出的新特征表明金融因素在国际金融分析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政策制定者在选择汇率制度时应不仅局限于在“货币三元悖论”之间进行权衡,还需在“金融三元悖论”之间进行衡量,即跨境资本流动的新特征对当前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其次,本文基于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从总体视角出发,分别从外部收益冲击和风险冲击两方面检验浮动汇率制度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缓冲器作用。研究表明,浮动汇率制度能够吸收外部收益因素对净资本流动的冲击,以及外部风险因素对总资本流动的冲击。对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而言,浮动汇率制度能够对外部收益冲击和外部风险冲击同时起到缓冲作用。此外,所有国家的跨境总资本流动均对外部风险冲击更敏感,虽然浮动汇率制度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缓冲作用,但是由于该缓冲效果相对较小,因此呈现出“二元悖论”的假象。第三,本文在对汇率制度外部冲击缓冲器初步检验的基础上,从全球银行体系中跨国银行资本流动进行切入,对当前全球总资本流动模式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发达国家跨国银行之间循环往复的资本流动不仅影响着全球流动性和信贷环境,而且会积聚风险并通过跨国银行渠道传递给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随后,本文基于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跨国银行资本流动的数据对浮动汇率制度的缓冲机制进一步检验。研究发现,浮动汇率制度虽然能够缓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跨国银行资本流动受到的外部风险冲击,但结果并不显著,而对非银行部门跨境资本的缓冲作用却十分显著。这就表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资本管制以及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阻碍了浮动汇率制度发挥作用。第四,本文利用引力模型,进一步考察当受到外部风险冲击时,浮动汇率制度对双边跨国银行资本流动的缓冲作用。研究表明,两国“引力关系”越强,即地理距离越小、具有共同语言和地理边界,那么两国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跨国银行交易成本越小。当受到外部冲击时,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国家的跨国银行能够及时调整汇率对冲外部风险对其资产负债表带来的冲击,从而增加跨国银行双边资产持有头寸。最后,本文从汇率的本质出发探讨汇率制度在全球失衡和全球金融周期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汇率的商品价格属性使浮动汇率制度可通过贸易调整渠道来调节外部经济失衡,而汇率的资产价格属性使浮动汇率制度可通过金融调整渠道来影响内部金融稳定。随后,结合我国当前跨境资本流动呈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趋势,本文认为应适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及国际金融政策协调,不断推进国内金融市场改革,为浮动汇率制度发挥外部冲击缓冲器作用提供良好的制度背景和金融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