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在西方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并购浪潮，但中国企业并购只有不到二十年的历史。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如何跨越在企业并购中与发达国家在时间跨度上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差异及由此带来的在并购理论、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差距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 目前，受研究对象的限制，我国关于并购重组的研究极少将并购事件中的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作为整体来考虑，绝大多数只是研究收购公司或目标公司一方的绩效，无法回答并购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从整体来看并购是创造了价值或只是并购双方财富的转移，并购有没有促进全社会的福利及社会各方的利益。这个问题对通过市场化并购重组以更好的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实施产业整合，实现国有资产的战略性转移并在此过程中兼顾各方利益，兼顾效率和公平双重原则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如何定位政府干预在企业并购中的地位，规范政府干预在企业并购中的行为，提高政府干预企业并购的效率，提升企业绩效和社会福利，促进经济发展，成为我国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百货吸收合并华联商厦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上第一起上市公司之间进行的换股合并，对今后我国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并购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探索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该案例财富效应的研究，分析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以期对今后的并购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通过计算合并宣告日前后的累计超额收益率CAR并建立以评价盈利能力为主的指标体系对换股合并产生的长短期财富效应进行分析，认为该合并(1)产生协同效应；(2)协同效应增加的财富在两公司股东间及流通股和非流通股间进行的分配并不合理，存在收购公司侵占目标公司、控股国有股东侵占流通股东利益的问题。 这是由于政府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地方利益的拥有者和企业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多重身份必然要担负多重职能，对并购中财富效应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作为市场监管者的政府必须考虑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作为地方利益拥有者的政府必须考虑财政收入最大化和地方形象问题，最大限度地提高合并的协同效应；作为企业产权所有者之一的政府必然会考虑最大化自身收益，尽可能侵占其他股东的财富。这就造成了该换股合并案例既产生了协同效应又存在非流通股侵占流通股、国有股获益最大的问题。 为最大程度发挥政府在并购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尽可能减少其消极影响，应转变政府在并购中角色定位，塑造公平高效的并购法制环境，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推动市场发育完善，从而保护投资者和相关各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