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中国古代心学的集大成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是典型的主体论诠释观，断定“本心”或“良知”为世界的本体主体。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主客相融、亦主亦客，集本心与天理于一体。“致良知”命题的诠释学思想意义，就是良知从人心的“本然之知”回到本心的“明觉之知”的过程，它的逻辑就是由体到用，最后回到体，亦可以称为“知行合一”，即本体的良知与诠释者良知的合一，以及诠释者的诠释知与诠释者诠释实践的合一。王阳明“致良知”命题的经典诠释，就是读者运用自己的良知，去与经典文本意义中体现出来的圣人的良知相交融。从了解经典文本的符号意义，进而了解经典文本意义中的“理”，最终达到对于圣人良知的体悟，实现自己的“良知”。从这个意义上说，“致良知”就是“良知”致“良知”。 于是，王阳明以“致良知”为依据，作《大学问》，坚定自己的儒家立场；编写《朱子晚年定论》，消除自己与朱子的分歧；批评佛老，宏扬儒家精神。然而，这种唯心辩证法的诠释观也有其弊端，即不注重对自然、社会规律的研究。王阳明在运用“致良知”诠释方法时，本来应该有经验科学成果的支持。但事实上，王阳明运用解释经典时，却没有获得足够经验科学成果的支持。这就极大地削弱了“致良知”解释历史的威力，同时也反映出“致良知”体系中“气”的环节的薄弱，以及对“气”处理的简单与粗糙，这也是心学共有的缺陷。如果充分重视“致良知”诠释方法中的科学方法环节，抛弃其中隐藏的行而上因素，“致良知”也将具有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