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问题是生命伦理学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首先它涉及人类对生命的本质与价值的理解:胎儿算不算是人?胎儿的道德地位是怎样的?其次,堕胎问题在西方传统文化内部可以找到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一方面,宗教神学认为生命始于受孕那一刻,堕胎违反了上帝的意志,因此反对堕胎;另一方面,自启蒙运动以来,“天赋人权”观念深入人心,女权主义提出妇女有选择是否堕胎的权利,支持堕胎。再次,法律也加入到了对堕胎问题的讨论中。堕胎问题及其复杂,及其具有争议性。关于堕胎问题的讨论很多,辛格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见解.他首先批判了关于堕胎问题的各种论证:认为反对堕胎的“生命神圣论”和“潜在生命”的论证是存在问题的,支持堕胎的“女权主义”和后果主义的论证也有其明显的不合理之处。在此基础上,辛格开始提出一种全新的关于堕胎问题的论证,对堕胎这个人们通常认为的“伦理困境”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他的堕胎理论是以平等原则、功利原则为哲学基础的。他把“人”区分为人类的物种成员和命主,人类的物种成员是指能通过科学方法来检查活组织细胞的染色体的性质,命主是指具有理性和自我意识的生命体。他论证说:在胎儿还没有感受力之前选择堕胎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当胎儿有感受力之后,人们应该考虑胎儿的利益,但这种对胎儿利益的考虑是和对有感受力的动物的考虑是处于同一水平的;胎儿不是命主,因此,堕胎不可能与杀人一样的严重。辛格是支持堕胎的,辛格的堕胎理论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的特点。辛格的论证一提出就遭到了他人批判:辛格的论证所凭借的哲学基础是存在问题的,而且还践踏了人的尊严。辛格对这些批判进行了反驳,很好地捍卫了他关于堕胎的理论。辛格的堕胎理论对我们思考中国的堕胎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生育政策,把堕胎当作是计划外怀孕或避孕失败后实行的补救措施,但是对此许多人表示了不满,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侵犯了人的基本人权,是对人的生命的轻视。辛格的堕胎理论能很好的反驳这些观点,从而在道德层面上论证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对我们思考中国的堕胎问题有很好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