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化,各经济体凭借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各国在共享开放合作红利的同时,也面临了收益不平衡等矛盾,特别是在碳排放和就业岗位等话题上引起了较大争议。对于大部分发达国家,高排放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也丢失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岗位;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承接了高排放行业转移,也获得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由于生产与消费产生了地域上的可分离,隐含在贸易品中的碳排放与劳动要素也随之发生了国家间的转移。因此,厘清国际贸易中隐含的碳转移与就业转移对解决国际争端、衡量各经济体的贸易利得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提出了碳转移和就业转移的测算方法,并且将碳排放与就业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中,构建了“单位低技能就业碳排放”指标,为衡量各经济体的综合收益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利用1995-2009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及其卫星数据,将全球划分为7类国家或地区,区分了高中低技能就业,综合测度和对比了隐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碳转移”和“就业转移”,并且测算出区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单位低技能就业碳排放,同时对单位低技能就业碳排放进行了分经济体维度的贡献率分解分析,进一步地,利用SDA分解方法考察了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中间投入技术结构效应、就业系数效应、最终需求效应等结构因素对这7类国家或地区单位低技能就业碳排放变动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发展中国家是拉动全球碳排放总量上升的主要贡献者,但所有发达国家都将本国的一部分碳排放转移至其他国家,其中美国的碳转移量最大,而中国目前成为了其他6类国家碳转移的唯一目的地;(二)劳动因素依附在贸易品中,存在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研究发现所有的发达国家均为劳动力“输出”国,而全球其他国家的最终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中国的就业,特别是低技能就业;(三)全球单位低技能就业碳排放的增长表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慢于环境污染增长速度。直接碳排放系数是抑制单位低技能就业碳排放上升的主要因素,与之相反,就业系数则是单位低技能就业碳排放上升的最大推动因素。考虑最终需求,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结构变动皆不利于自身的经济效益与碳减排;发达国家最终需求的变动则有益于自身碳排放低技能就业的下降。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