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作为我国财政制度中一项特殊的法律制度,其行为性质饱受争议。一方面,政府采购使用财政资金,由政府购买货物、工程或服务,存在显著的行政性,另一方面,政府采购最终体现为采购人与供应商签署的政府采购合同,作为双方行使权利义务的依据,具有明显的民事法律特征。对于这样一种特殊性质的法律制度,如何实施监管,是本文意在探讨的问题。实践中,财政部门行使监管职能时,即可以作为监管机构,对存在不合法不合规行为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政府采购的采购人、供应商、相关的代理机构、以及所涉的各类评审专家,作出限期整改的处理决定,或作出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另一方面可从政府采购合同管理角度,作出“撤销政府采购合同”等导致合同终止法律效果的行政决定。因此,在政府采购的监管中,基于政府采购的性质特殊性,实际导致监管部门作出的监管举措亦产生了对已经预约或签订生效的合同进行撤销并自始无效的后果。通过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及实际运行可以看出,政府采购第一个阶段主要开展发出采购文件、供应商响应、评审及发出成交确认等工作,核心在于选定供应商,过程中应严格遵循采购程序,制度应当发挥的主要效能事防范腐败和寻租行为,最大限度的保证政府采购公开透明,该阶段应定性为行政行为;第二个阶段主要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该阶段的核心在于明确采购人、供应商双方权利义务,主要发挥市场监管作用确保双方依法履约,该阶段应当属于民事行为。本文拟在上述“双阶理论”的视角下,结合S省政府采购监管案例,对政府采购监管制度的在“两阶段”应当发挥的应有效能进行分析,并在归纳政府采购两阶段特性和应有效能的基础上,结合监管现状提出政府采购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