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负性刺激通常与威胁生命安全的事件密切相关。出于保护生命安全、适应生存的需要,人类对负性刺激具有尤为特殊的敏感性,负性刺激也因此在认知加工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从而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然而,正性刺激通常能够促进个体的认知加工且对个体发展、适应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正性刺激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近些年正性刺激与认知等相关课题广受研究者欢迎。但是对于正性刺激加工的跨文化研究仍十分稀缺。正性情绪和正性反馈都是正性刺激的代表,本研究从文化--社会神经科学的角度出发,采用两个事件相关电位研究来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两类正性刺激的脑电反应特征是否具有差异,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对正性刺激反应的神经机制。研究一采用了经典的情绪感知范式,在深圳大学招募中国被试29人、高加索白人被试23人,使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s)和相应的行为数据来检验社会积极情绪加工在跨文化中的差异。结果显示,在中国和西方两种社会正性条件下,中国被试的P2波幅大于高加索白人。在处理非社会正性和中性刺激时,中国被试与高加索白人的P2波幅无显著差异。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社会正性刺激诱发的LPP 600-1000的波幅大于非社会正性的刺激。对于高加索白人,不同刺激之间诱发的脑电波幅无显著差异。结果表明,积极的社会情绪对中国人来说意义重大。也就是说,在加工不同的积极情绪时产生的神经活动受参与者自身文化背景的调节。研究二采用the Door Task实验范式来考察另一种正性刺激--正性反馈。在深圳大学招募中国被试28人、高加索白人被试24人。运用ERP技术探讨在更现实的事件情境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对正反馈和负反馈的加工是否具有神经生理上的差异。结果显示,在FRN成分上只存在反馈结果主效应,即负性反馈条件下诱发的FRN平均波幅比正性反馈条件诱发的平均脑电波幅更负,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符。在P3成分上,反馈结果的主效应显著,即正性反馈条件下诱发的P3平均波幅大于负性反馈条件;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反馈结果与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在正性反馈条件下。中国被试诱发的脑电波幅大于高加索白人被试,负性反馈条件下,两组无差异;中国被试在正性反馈条件下诱发的脑电波幅大于负性反馈条件下诱发的脑电波幅,高加索白人被试在正负性两种反馈刺激下诱发的脑电波幅无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高加索白人被试,中国被试对正性反馈刺激更加关注,并且需要较多的认知资源对其进行加工。这说明中西方文化下的个体对正负性反馈刺激的加工的脑电反应特征差异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