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有九省通衢之称,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汉口自1861年开埠后,成为“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全国第二大城市,被誉为“东方芝加哥”,是全国工业的翘楚,武昌又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思想动荡、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该时期妇女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由于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国民政府苛捐杂税日益加重,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一场空前严重的农村危机。面对危机,国内许多知识分子到农村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湖北的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地位,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北农村妇女的生活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变革的影响也较为激烈。在这种社会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北农村妇女的物质生活、婚姻家庭生活、文教娱乐生活也相应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湖北农村妇女的物质生活主要包括农村妇女的衣食住行和劳动生活两大方面。首先,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北农村妇女的日常服饰和出行方式受到近代社会影响,变化比较大,但是在饮食习惯和住房方面的变化则比较小。其次,在劳动方面,由于中国的自然经济遭到西方经济的冲击,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北农村妇女劳动领域逐渐扩大。在传统的社会中,农村妇女多是在家中料理家务,侍奉公婆,照顾孩子。清末民初,农村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农村男性开始外出谋生,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成为家中的重要劳动力。同时,由于湖北轻工业的迅速发展,部分农村妇女开始离开农村,成为城市女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北农村妇女的婚姻家庭生活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在婚姻生活方面,主要表现为婚姻观念的改变和婚姻法律法规影响下的婚姻生活的变化。五四运动后,自由自主的婚姻恋爱观念传入农村,许多青年男女开始拒绝包办婚姻、尝试自由恋爱。但是由于农村的保守风气浓厚,遭到族内长辈的反对者亦很多。1931年南京政府亲属法中关于婚姻条例的颁布给妇女的婚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政治保障,农村妇女的婚姻家庭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家庭地位方面,农村女性随着在幼女时代、主妇时代和婆母时代三个人生阶段中自身身份的变化,其家庭地位也相应发生变化。此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北农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随着劳动领域的扩大而相应地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高。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北农村妇女的文教娱乐生活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其中农村女性教育方面的变化最为明显。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大力提倡女子教育,南京国民政府也在各地开办国民小学和女子学校。由于当时的女子学校多设立在各大城市,只有极少部分经济富足、思想开明的农村家庭中的女子能到城市上学,大部分农村女性仍然很少接受到正式教育。但随着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女子平民教育逐渐在湖北农村各地兴盛起来,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在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大多数妇女通过夜间补习班、母姊会、农妇保健会、模范家庭等形式接受革命教育。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北农村各地开展的平民教育和革命教育对该时期的农村女性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此外,由于此时部分地区传统思想仍然浓厚,迷信活动仍然在农村妇女中盛行。农村妇女的娱乐生活也呈现出新旧杂糅、丰富多彩的特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北农村妇女生活的变化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城乡和地域之间存在差异;二是新旧冲突与融合并存;三是妇女生活状况的改变呈现出渐进性与曲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