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应用艾里希·弗罗姆的异化理论和心理分析探讨阿瑟·米勒早期剧作《都是我的儿子》、《推销员之死》和《桥头眺望》中的异化思想和悲剧起源。采用艾里希·弗罗姆的异化理论是基于米勒对美国社会异化现象的关注。通过回顾大萧条和战争时期（尤其是二战和冷战）的特定美国历史,本文一方面探讨了历史运动如何破坏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共生关系,以及如何影响了人们的伦理观和身份意识;另一方面,本文探讨了个人幻想如何通过建立不可妥协的信念作为与现实的对抗,从而造就了个人命运。首先,本文回顾了促成美国社会异化的历史事件。经济上,大萧条不仅例证了个人与社会、他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也隐含了美国梦的虚幻。由于资本主义宣扬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经济发展不但没有保证个人自由,反而使人处于异化状态。具体来说,畸形的工作伦理既是定义人的标准,也引导着人们寻求个人私利。政治上,二战和冷战使得人们退居到将自身与他人相独立的“遏制”世界。相应地,在米勒的戏剧中,戏剧人物更加重视家族经济和家庭利益。其次,本文探讨了个人心理对于命运有着同样重要的决定作用。尽管环境为实践和行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幻想却有着内在的生命力,因此成为了戏剧行动的场域。问题在于,社会规范和个人理念都没能带来确定的身份意识。相反,单方面地沉溺于由心理架构的世界使个人更加独立于社会和他人。社会意义上的身份和个人意义上的身份成为了对立的概念。最后,本文认为米勒传达了和解的希望,即三部剧中的次要人物代表拥有改变现状的力量和自由。本文与前人的研究在以下方面有所不同。首先,在讨论异化概念时,本文并没有将其局限于经济和政治领域,而是扩散到了人类心理领域,从而揭示了米勒悲剧是由私人的和公共的两重因素共同造成的。其次,本文探讨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共生关系,从而指出了社会意义上的个体经验是人类历史的塑造力量。在阿瑟·米勒的戏剧中,主人公怀有某种具有独立生命力的幻想,这种幻想构成了使得戏剧冲突成为可能的场域。情境与动力之间的转换关系证实了社会和个人心理的共同作用是形成米勒悲剧的原因。本文认为米勒暗示了摆脱异化困境的可能性,这是米勒早期创作的特点,因为通过塑造富有同情心的、善解人意的次要人物,米勒表现出了对人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