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品格证据是证明被告人品性特征的证据。被告人品格证据可能会使审判人员对案件情况的认知出现偏误、拖延庭审进度。但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它可以查明案件事实、规范量刑体现法律“柔性”,同时在保障被告人诉权等方面也可发挥作用。完全拒绝品格证据并不可取,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尽可能减少预断和偏见,以保障被告人品格证据在庭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正在开展的认罪认罚从宽等改革中对量刑的重视为激活品格证据的运用营造了有利的环境。以往学者较为重视对品格证据相关理论背景的探讨,本文通过案例检索研究了我国被告人品格证据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被告人品格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分为“显、隐”两类。显性运用体现在社会调查报告和累犯加重处罚中,这类品格证据有法律明文规定。隐性运用如好人好事证明、村委会证明等,虽没有法律规定,但种类较多,难以一一列举。另外,随着企业合规改革的推进,企业品格证据在司法实践中正崭露头角,其运用逐渐增多。在司法实践中,品格证据主要是用作犯罪构成要件,其在酌定量刑、辅助查明案件事实等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实践中仍存在品格证据采纳随意、量刑证据过早介入、品格调查报告形式化的问题,这些也需要我们今后继续改进。对此,有必要借鉴域外经验。《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规定了较为完善的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及例外运用情况,与此相应的案例也较为丰富,对完善我国现有品格证据的运用极具借鉴意义。我国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同宗同源,其关于科刑资料的规定也对规范我国前科证据在刑事庭审中的运用提供了参考。为更好运用被告人品格证据,发挥品格证据的价值,首先应当从原则上保持审慎的态度。在此基础上,推进量刑独立化改革发挥品格证据的酌定量刑作用,建立补充印证规则发挥特殊案件品格证据辅助查证的作用。结合我国企业合规改革的需要,应当建立企业品格证据同等适用规则,从企业先前行为、声誉、意见、合规体系搭建情况四方面判定企业“品格”。鉴于当前的司法实践现状,在现阶段,可以先发布指导案例对该证据的运用做出引导,同时解决前科证据在庭审中出现过早的问题。最后,为继续完善现有的品格调查制度,应当结合新技术从调查主体、内容和方法三方面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