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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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文本比较、史料梳理与诗学阐释的方法,对汉代诗事、诗句、诗旨的解析方式和路径进行探讨,并观察在此过程中诗解文本所发生的变化,以理清两汉《诗经》在解析过程中诗义、经义的形成与发展。第一章讨论汉代诗事的解析方式与形态。诗事解析,是指对诗篇创作本事与诗句蕴含之事的阐释。诗事文本在汉代大量出现与使用,广泛存在于史传系统、杂史系统、经解系统与政论系统中。史传力求对诗事准确客观的载录,杂史采汇旧闻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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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文本比较、史料梳理与诗学阐释的方法,对汉代诗事、诗句、诗旨的解析方式和路径进行探讨,并观察在此过程中诗解文本所发生的变化,以理清两汉《诗经》在解析过程中诗义、经义的形成与发展。第一章讨论汉代诗事的解析方式与形态。诗事解析,是指对诗篇创作本事与诗句蕴含之事的阐释。诗事文本在汉代大量出现与使用,广泛存在于史传系统、杂史系统、经解系统与政论系统中。史传力求对诗事准确客观的载录,杂史采汇旧闻杂说,尽可能详细、全面地记述诗事,二者均注重对《诗》中历史事件的记录。经学家借助诗事建构其理论阐释体系,使《诗》与史相对应,由诗事阐发诗义。诗事在政论系统中,则作为印证己说、加强论证的事例。汉人在叙述诗事时,不断对其附益、叠加、完善,应用于各个场合,诗事文本逐渐丰富。后世学者继而对汉代诗事进行解读、质疑与再阐释,诗事在诠释与使用的过程中被不断整合与演变。第二章研究汉代诗句解析的学术思路与呈现方式。诗句解析,是指对诗句内涵的诠释。鲁、齐、韩对《诗经》的句解主要见于汉儒的言谈之中,涵盖字词、句意、古制等方面。这些释义作为毛诗之外的诗学解读,能够补充、修正毛义的缺失,为探究诗句原义、分析汉儒句解提供文献依据。《毛传》《郑笺》同属毛诗学著作,却在诗句的阐释与理解上存在分歧。这些差异各有归因,体现了《传》《笺》的不同识见与释诗理路。郑玄在笺诗时,尤为注重诗句与古礼的关联。其注礼时引诗以证,对所引诗句的诠释是其句解所在,又援礼笺诗,对礼制的引证蕴含其对句意的理解。诗礼互证,既形成了郑玄注经的特色,也导致了诸多天然的盲区。第三章采用例证的方式分析汉代诗旨解析的方式及其内在关联。诗旨解析,是指对《诗经》题旨的解说。汉代四家诗均对诗旨做出阐释,然其中存在着差异,也有联系。诗旨在汉代著述、论说的使用环境中,不断发生偏移。《魏风·伐檀》原为感伤贤士失职而不得不伐木为生之歌,君子谋道持禄本是合理。汉儒借诗言政,遂将诗旨解读为讽刺在位者无功食禄而贤者不得重用。后世学者常宗毛诗之说论之,于美、刺两端中理解其义,使得诗义渐行渐远。清华简记载《蟋蟀》为周公即兴演唱之诗。孔子以“陶唐之乐”来阐发《蟋蟀》题旨,兼顾诗义与乐义。汉代周乐失传,乐义亡而诗义兴,汉儒只能就前人以乐言诗的结论而附会,《蟋蟀》遂被解构为与陶唐之乐无关的刺诗文本,并在诗义的推衍中偏离其乐义。第四章探研诗解的文本整合与融通。解《诗》文本,是指引《诗》后对之做出诠释的文本内容。本章以《韩诗外传》《郑笺》为研究重点,梳理解《诗》文本的内容与整合方式,由此观察汉代诗解的演变过程。《韩诗外传》的解诗文本多见于先秦两汉文献记载,韩婴大量采集春秋、杂说,将之作为文本生成的重要来源与依据。它将原本记事、记言类文字系统地重构而为人物杂记、历史故事与格言杂说的叙述模式,为诗赋予了新的言说语境和故事背景。在对人、事、理的记述中达到对诗义的诠释。相较于其他文本引《诗》,《韩诗外传》呈现出事理凝练,诗义明晰,选诗精当的释诗特征。这些特征表明《韩诗外传》不止于引《诗》为证,也是为解《诗》设事引理,以求将《诗》导入历史故事、政治话语和经验借鉴之中。郑玄在笺注《毛传》时,又采纳毛诗之外的解说。比较《郑笺》与这些解《诗》文本,可以发现其在字词训诂、句意阐释、事理记述等方面的关联,明晰《郑笺》对汉代诗解的借鉴与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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