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代产盐最多、销量最大、课税最重的一个盐区，两淮在全国十一大盐区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有着重要地位的盐区，私盐却异常活跃，尤其在清中叶时，即清王朝由强盛走向衰败的历史转折时期——乾、嘉、道年间，私盐更为猖獗。清中叶两淮私盐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原因是多方面的，众多的私盐个案表明，归根结底还是与垄断行盐的专卖体制和划界行盐的行销体制密切相关，而吏治的腐败和利益的诱惑则更进一步加速了私盐的泛滥。总之，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无论是为生存所迫的灶丁与贫民，还是贪财求利的盐枭与会党，抑或是对官盐的产销负有主要职责的盐商与盐官，为了在榷卖体制当中寻求更大的利益空间，都无不以食盐为利薮，纷纷加入到了私盐贩卖的行列。在行私与缉私的博弈游戏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众、盐商与盐官之间的不和谐关系暴露无遗。私盐泛滥，其影响具有两面性：对官府而言，它不仅影响官盐销售，破坏食盐专卖体制，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起着腐蚀封建官僚、瓦解封建政权，乃至扰乱整个经济秩序正常运转的消极作用；而对以贩卖私盐为生的广大民众而言，私盐却有着解决民食、提供就业、缓解官民矛盾的积极作用。面对日益猖獗的私盐问题，清廷想方设法予以防范与打击，然而在腐败官僚体制的影响下却收效甚微。事实表明，要从根本上解决私盐问题，体制改革是关键。因为无论传统的专卖体制对食盐流通的控制力量如何强大，但从根本上而言，随着官、私矛盾的不断深化发展，其逐步被商业化、市场化乃至私营化所取代的趋势，则是勿庸置疑的。清中叶两淮私盐问题，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各色人等迫于生计，或纯粹是为了高额盐利而铤而走险的一种冒险活动。事实上事情远不止如此简单，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会发现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食盐走私可以说既是清中叶政治日益腐败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它又是当时政治日益腐败的集中体现和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