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在为现代股份制公司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导致了股东与管理层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引发代理成本,虽然有效的薪酬契约能够缓解代理问题,但这显然也受到公司治理水平、管理层权利和外部治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管理者权利理论认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激发了管理层利用手中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包括利用职权获取超额收益、增加在职消费,还包括为保障个人利益而进行盈余操纵以及为获取更高薪酬而进行过度投资等。据此,管理层的自利行为会严重侵害股东利益,并影响企业发展,那如何才能有效地约束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呢?尽管相关研究表明,合理的制度环境、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代理冲突,但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也无疑会对高管的自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对此,我们继续管理者权利理论的研究思路,以2008-2013年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分离程度对高管自利行为的影响,并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探讨高管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具体研究内容如下:首先,从管理者权利理论出发,对决策权配置影响高管自利行为的作用机理和现实基础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具体上,选取超额货币薪酬、在职消费、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对高管的自利行为进行全面的描述,实证检验决策权配置对高管自利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决策权配置与超额货币薪酬、在职消费和高管与员工间的薪酬差距均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在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高管利用手中权利谋取私利的现象,且权力越大,这种现象越严重,尤其是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更是如此。其次,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政治关联对决策权配置与高管自利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具体上,本文根据产权性质将样本划分为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分别探讨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政治关联会显著强化企业高管的谋私行为,但会降低在职消费水平。此外,在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分离程度相同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的高管自利程度较为严重。最后,针对2013年以来实施的史上最为严厉的反腐措施,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反腐新政对政治关联及其调节作用的冲击,发现反腐新政的出台不仅降低了政治关联在帮助企业获取稀缺资源、促进经营绩效提升方面的价值,而且使得政治关联在决策权配置和高管自利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减弱,有效的减少了企业的非生产性成本。基于以上研究内容,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有:第一,本文首次系统的探讨了决策权配置对高管自利行为的影响。已有关于管理层权利与高管自利行为的研究多为对在职消费或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单独分析,且对高管自利行为的衡量缺乏立体的指标,鲜有将超额货币薪酬、在职消费、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同时纳入研究范畴;第二,本文进一步完善了决策权配置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路径机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决策权配置对高管自利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了由此导致的超额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作用,揭示了决策权配置-高管自利行为-企业经营绩效这一完整的逻辑链条;第三,本文结合当前惩治腐败的社会现象,对反腐新政前后政治关联的价值及其对决策权配置与高管自利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不仅从微观企业层面证明了反腐的积极作用,而且为优化企业的经营环境、提升公司的治理机制、缓解了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