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为理论资源,展开对守法的跨学科研究,深化对守法理论的理解。服从法律的义务源于人性对至善、美德和幸福生活的追求。守法是在共同体的法律教化和实践智慧的指导下逐渐养成的美德。古希腊人的法律实践深深根植于城邦社会。古希腊城邦的政治伦理共同体特性是产生美德伦理学和守法美德的语境。古希腊人认为守法是展现人性卓越与高贵的行为,是合乎美德的行为,是城邦成员必须要做的事情。个体公民的守法义务既不取决于其他公民对守法义务的承担,也不取决于城邦的法律对个人是否正义。城邦的伦理共存优先于个人自由,个人只能从城邦整体去理解和实践正义、美德以及一切的“善”。个人的守法义务是理所当然的,守法既是为了个人的善,更是为了城邦整体的善。亚里士多德是古代美德伦理学的代表人物,在其伦理学思想中,他将守法理解为美德,而合乎美德的生活是人的最高目的的实现:幸福生活。守法是为了美德和幸福,这和古希腊人对守法的理解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在伦理体系中诠释守法,确立守法的理性基础:守法义务源于人的政治性和自然本性。首先,守法义务源于个体追求至善、美德、幸福生活的自然本性。其次,幸福是合乎美德的生活,而美德生活只有在共同体的政治空间中才能展开。个人美德的实践是以共同体的法律为基础的,美德和幸福生活只有在共同体的政治、伦理传统基础上和现实的政治活动中才能实现。政治活动是人的本质实现活动,因此,人自然是政治的动物。最后,人的政治活动只有在城邦这种政治、伦理共同体中才能开展。城邦是自然的、追求至善的最高共同体,人只有服从城邦的法律才能实现其自然本性。守法不是消极地服从法律,守法是在城邦的法律教化和实践智慧的指导下逐渐养成的美德。守法美德的养成是习俗和法律教化的过程、是人不断摹仿他人习惯的过程;而法律教化是守法美德的基础,正确的守法行为还需要个人实践智慧的引领。习俗和法律教化是养成守法美德的政治维度,实践智慧是完善守法美德的个人维度。守法美德实现了法治的美德基础,立法者个人理性的发展和自我克制为法治发展提供了良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