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哲学史上,社会契约论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传统契约论是一种关于政治权威正当性的理论,当代的道德哲学家则运用“我们能够同意什么”的观念来为道德和正义原则提供辩护。契约论辩护道德原则有两种基本思路,分别继承了霍布斯和康德的传统,大卫·高蒂尔和约翰·罗尔斯是这两种路向上最重要的推进者。本文主要借助于对这两种契约论的分析,来说明契约论辩护的困境。高蒂尔拒绝诉诸道德直觉,他把契约各方刻画成理性地追求自我利益且有能力向别人提供好处的人。各方缺乏一个考虑“什么是对所有人好的”的道德视角。他们通过基于各自利益的讨价还价来建立所谓的“道德原则”,不过这里的道德原则实际上只是反映各方力量对比的互利规则,它无法说明我们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如歧视和伤害弱小者是不对的。罗尔斯把对原初状态的刻画当作反思平衡的一个环节。无知之幕的设计迫使契约各方在选择正义原则时不得不考虑社会上所有人的利益。在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整个论证中具有根本意义的是反思的平衡,契约论只有被纳入反思平衡的程序才能起到辩护的作用。契约论辩护道德原则的一个困境在于:如果契约论不借助反思平衡的方法,那么它建立起来的就不是平等地关注所有人利益的道德原则;如果契约论被纳入反思平衡的程序,它就不构成决定性的论证,我们就不能把原初状态中的人们的一致同意当作辩护道德原则的主要论据。道德论证的困难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