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不断深入发展,产业与数字化技术融合成为产业升级新趋势。同时,全球贸易正受到疫情、突发性政局变化等因素的冲击,“数字丝绸之路”的倡议应运而生。高技术产业作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中国与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产业,而随着倡议实施至今,“一带一路”沿线的高技术产业内贸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何进一步加深高技术产业内贸易合作,提高各国在“一带一路”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内的地位是目前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贸易网络的视角出发,选择2010-2020年沿线57个国家的相关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建设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同时引入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两个中介变量衡量技术创新水平,研究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效应。首先,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本文发现目前数字经济建设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研究主要可以从投入、产出和环境这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并且这三个方面对高技术产业贸易活动总体上均产生正向影响。同时,由于高技术产业属于高技术附加值的产业,技术创新是高技术产业的核心驱动要素,技术创新也显著正向地影响高技术产业的国家间贸易活动,所以本文选择数字经济建设和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地位为研究对象,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丰富。其次,本文明确了数字经济、高技术产业和贸易网络地位这三个重要概念的内涵。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主要研究对象的现状,本文选取了合适的数字经济建设指标,利用熵值法赋权,计算数字经济建设各项指标得分,并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数字经济建设情况。同时,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了“一带一路”沿线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使用近年来研究中较新的Page Rank算法测度各国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地位,也对贸易网络传统特征指标进行计算,在此基础上对各国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地位的现状进行了说明。再者,本文从贸易理论和研究假设这两个方面,分析了数字经济建设对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地位存在的影响。数字经济建设基本可以分为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产出和数字经济环境这三个主要指标,所以本文从这三个角度分别进行理论分析,并相应地提出了研究假设。同时,高技术产业以技术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技术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源动力。本文引入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作为衡量技术创新的指标,分析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并据此提出相应研究假设。本文在计算主要指标数据的基础上,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通过实证回归分别检验数字经济建设对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以及对贸易网络各特征指标的影响。同时,本文引入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作为中介变量,检验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建设影响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地位中的中介效应。考虑到时间差异和国别差异,本文还引入虚拟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分别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实施前后、不同国家收入水平对模型回归结果的影响。根据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产出和数字经济环境均对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地位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数字经济建设各指标对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中心性、联系强度和异质性水平存在积极影响;（3）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的中介效应显著;（4）“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之后数字经济建设的正向作用更强;（5）数字基础设施对较低收入水平国家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效果更强,数字经济产出和数字经济环境对收入较高国家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效果更好。因此,本文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认为可以通过如下途径改善国家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地位:（1）加快与沿线各国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2）继续推进高技术产业的数字化之路;（3）鼓励高技术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贸易投资;（4）建设高技术产业所需的人才环境;（5）优化国家整体知识产权保护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