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之后,西方主流媒体掀起了对“中国威胁论”的新一轮集中报道,《外交政策》、《经济学人》炒作中国的锐实力,法国的《世界报》、德国《明镜》周刊刊登“中国赢了”的主题封面等。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接指出中国是“首要威胁”,2018年美国率先发动中美贸易战,表面上是要求重建公平的贸易规则,实则是对正在崛起的中国高新科技产业的打压。中国科技产业的高速发展给经济、军事、数字通信等领域带来辐射效应,某种程度上动摇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中国科技威胁”作为新阶段“中国威胁论”的表现形式之一,在美国主流媒体中被频繁提及。研究发现,作为美国的重点打压对象,中国民营企业华为在“中国科技威胁”的话语建构中首当其冲。作为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和服务提供者,华为一直在美国市场遭受排挤,其5G网络建设和智能手机业务均受到美国政府的打压。本研究在框架理论的基础上,采用甘姆森的“诠释包裹”路径分析两家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对华为的报道,研究其对华为形象的塑造和“中国科技威胁论”的话语建构。结果发现,华为在美国主流媒体眼中具备“双重”形象:一方面是重视技术创新的5G通信技术引领者,另一面是中国政府控制下的“间谍”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世界秩序构成威胁。《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通过对三个高层次框架的大量使用——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华为是美国在5G竞争中的最大威胁、华为被视为中美贸易战的筹码,建构了“中国科技威胁”话语。研究还发现,“科技威胁论”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进步动摇了美国长期享有的技术优势,对美国的主导地位带来了全新的威胁。美国与中国的技术竞争不仅限于产业层面,而且是对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争夺,也是对全球数字信息领域主导地位的争夺。最后,笔者结合当前的中美关系,给出了“中国科技威胁论”的应对策略:调整中国科技产业模式、建立中美智库的“二轨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