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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类为谋求经济发展,粗犷式的发展方式对地球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各国政府早已认识到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积极实施减少污染排放的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十一五”(2006-2010)期间,中央政府推出了一项量化的环境政策,其中包括减少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
然而,“十一五”环境政策在改善环境的有效性方面仍然存在疑问。已经有学者(Wuet al.,2017)的研究表明,“十一五”期间,污染企业为降低减排成本,选择到环境规制程度较低的西部地区进行投资,增加了西部环境压力。那么在“十一五”环境规制下,企业是否会为减少环境规制成本趋向国外投资,这就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目前文献研究大多集中在我国环境规制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很少有研究我国环境规制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关系的文献。本文研究了2006年到2013年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用相对外生的“十一五”和“十二五”环境规制,使用条件logit模型研究我国环境规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不仅检验了“十一五”环境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是有效的,还进一步补充了相关文献的研究。本文还创新性的考虑了企业区位选择不仅会受到投资国禀赋的影响,而且会受到母公司所在地禀赋的影响,所以本文所有实证用到的影响因素指标都是经调整的母公司所在省份指标与投资国对应指标的差值。另外,本文研究还重点考察了税收负担对环境规制下企业区位选择效应的抵消效应,以期为相关政策的实施提供建议。
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分为两大阵营,一是“污染天堂假说”,一是“波特假说”。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十一五”环境政策实施后,不会促使企业为降低减排成本而趋向海外直接投资,反而,相较于追求低环境规制带来的低减排成本而言,企业更愿意发展清洁技术,说明我国“十一五”环境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是有效的,支持“波特假说”;分样本研究发现,仅东部地区企业,尤其是轻污染企业更倾向追求清洁技术,同时,企业存在避税动机,这种动机会阻碍对清洁技术的追求。而且东部地区的官员在经济发达的前提下,可能面临更大的经济增长的压力,为了实现本地经济增长目标,在限度内最大化降低自己的环境标准,他们认为低环境标准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投资。
对此,我们建议要坚定不移的实施环境保护政策,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同时还应完善环境保护配套措施,如健全税收支持、招商引资政策,完善政策实施评估考察机制,支持环保科研项目的发展。
然而,“十一五”环境政策在改善环境的有效性方面仍然存在疑问。已经有学者(Wuet al.,2017)的研究表明,“十一五”期间,污染企业为降低减排成本,选择到环境规制程度较低的西部地区进行投资,增加了西部环境压力。那么在“十一五”环境规制下,企业是否会为减少环境规制成本趋向国外投资,这就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目前文献研究大多集中在我国环境规制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很少有研究我国环境规制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关系的文献。本文研究了2006年到2013年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用相对外生的“十一五”和“十二五”环境规制,使用条件logit模型研究我国环境规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不仅检验了“十一五”环境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是有效的,还进一步补充了相关文献的研究。本文还创新性的考虑了企业区位选择不仅会受到投资国禀赋的影响,而且会受到母公司所在地禀赋的影响,所以本文所有实证用到的影响因素指标都是经调整的母公司所在省份指标与投资国对应指标的差值。另外,本文研究还重点考察了税收负担对环境规制下企业区位选择效应的抵消效应,以期为相关政策的实施提供建议。
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分为两大阵营,一是“污染天堂假说”,一是“波特假说”。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十一五”环境政策实施后,不会促使企业为降低减排成本而趋向海外直接投资,反而,相较于追求低环境规制带来的低减排成本而言,企业更愿意发展清洁技术,说明我国“十一五”环境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是有效的,支持“波特假说”;分样本研究发现,仅东部地区企业,尤其是轻污染企业更倾向追求清洁技术,同时,企业存在避税动机,这种动机会阻碍对清洁技术的追求。而且东部地区的官员在经济发达的前提下,可能面临更大的经济增长的压力,为了实现本地经济增长目标,在限度内最大化降低自己的环境标准,他们认为低环境标准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投资。
对此,我们建议要坚定不移的实施环境保护政策,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同时还应完善环境保护配套措施,如健全税收支持、招商引资政策,完善政策实施评估考察机制,支持环保科研项目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