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我国慈善信托业的蓬勃发展,慈善信托监督问题也日益显现。现有的慈善信托监督机制包括慈善信托内部监察人机制与外部监督机制,我国虽在《信托法》、《慈善法》等法律法规中对二者有所规定,但具体细节仍不完善。首先,我国现有的慈善信托监督对象范围较狭窄,仅局限于信托文件中的受托人,甚至集中于由委托人选定的某个主要受托人,对非主要受托人而拥有实质信托控制权的共同受托人监督不足,且将作为实质主要受托人的一般慈善组织排除在监督之外。其次,我国《慈善法》扩大了委托人的监督权,监察人由强制设立转为委托人自愿设立。但受现实中委托人与受托人角色重合、自身能力有限等因素影响,自愿设置监察人未能很好地平衡监督成本与监督收益之间关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现有制度对监察人的选任、变更和退出也未作明确规定,监察人权义责规定偏向于原则性,监察人也欠缺必备的行权环境。最后,我国现有的慈善信托外部监督主体繁多,职权界限不明晰、协调配合度不足。缺乏配套的税收监督机制,未能发挥税务机关的监督作用。对变更信托目的的外部监督不足,未能做到监督与管理救济的衔接过渡。因此,为完善我国慈善信托监督机制,最大程度发挥监督效能,需要从以下三点进行完善:第一,灵活运用信托法理,以是否实际从事慈善信托事务作为监督对象的判断标准。将实质拥有信托控制权的非主要受托人和一般慈善组织逐渐纳入慈善信托监督体系,以受托人信义义务为标准,信托救济作补充,尽可能地维护慈善信托利益。第二,平衡监察人的监督成本与监督收益,根据财产规模和信托风险对慈善信托进行分级。健全信托监察人选任、变更及退出机制,完善监察人权义责体系,构建监察人内部议事机制,保障监察人的知情权与诉权。第三,设立民政部下属的专门慈善事业监督管理司,完善各外部监督主体的职权划分与协调。健全税优资格定期审查机制与税收惩罚机制,加强对变更信托目的的外部监督。发挥外部监督主体职权优势,有效衔接信托监督与管理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