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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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龄劳动者”不是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学术界通常以我国确定的劳动者法定的退休年龄为标准,将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仍继续提供就业劳动的老年就业群体称为“超龄劳动者”。在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逐渐延长以及社会老龄化压力与日俱增的社会背景下,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过低,使得老年人过早的退出工作岗位,并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再就业,但是,和其他新型的用工形式一样,劳动法并没有赋予超龄劳动者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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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龄劳动者”不是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学术界通常以我国确定的劳动者法定的退休年龄为标准,将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仍继续提供就业劳动的老年就业群体称为“超龄劳动者”。在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逐渐延长以及社会老龄化压力与日俱增的社会背景下,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过低,使得老年人过早的退出工作岗位,并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再就业,但是,和其他新型的用工形式一样,劳动法并没有赋予超龄劳动者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这就导致再就业的超龄劳动者不能受到劳动立法的保护,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超龄劳动者的工伤无法适用工伤保险、也不能受到劳动条件、工时等劳动基准保护,并且与用人单位的用工关系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随时可能被解除用工关系而得不到经济补偿。无论是在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之下,基于应对老龄化问题,鼓励老年人再就业从而发挥自身人力资源优势的需要,还是结合劳动法立法目的以及对于劳动者本身劳动权的保护的要求,都应当正视和解决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受损问题。这就要求,一方面,应当在现有的强制退休制度下,应当采取积极的劳动立法措施,明确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法律主体地位,给予他们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应当重构现有的退休制度,并对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立法冲突进行梳理,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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