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技术和全球化的推动下，创新成为国家和地区为促进经济发展关注的主要内容。而天然具有创新本质的创业活动自然成为各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取竞争优势的首要选择。创业导向作为创业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其本质是企业应对外部环境时选择的一种战略倾向，经过二三十年的理论发展，企业选择创业导向促进企业成长的积极作用已被大多数学者和企业家认同。创业导向可以通过内部创业和外部创业进行，但是由于新企业资源禀赋有限，并不像彭罗斯所假定的那样存在冗余资源或独特管理能力，在市场和资源获取等方面一般都存在不足，在市场中存在新进入缺陷和生存挑战，因此通过以并购为主的外部创业活动实施创业导向成为新创企业高速成长的关键。相对于内部创业，外部环境对新创企业选择创业导向促进企业成长有更重要的影响。尤其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我国正面临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产业政策补贴、产业税收优惠等非市场手段成为政府干预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新兴经济市场中，政府利用掌握的许多关键性资源或“窗口指导”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因此我国转型期制度的独特性使我国新创企业的创业导向决策也深深打上了制度的烙印。因此为研究制度环境对我国新创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本文从企业实施探索性创新活动出发，界定企业创业导向战略的并购行为，并以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我国新创企业研究样本，将制度环境分为政府干预水平、地区投资者保护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三个维度，探讨制度环境对我国新创企业创业导向战略并购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干预水平对新创企业选择创业导向战略有积极作用；地区投资者保护水平与创业导向并购决策正相关；而金融市场环境对创业导向的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