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纵观印度尼西亚的历史，普遍存在对印尼华人的种族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尤其是在苏哈托（Suharto）长达31年的统治及其强制同化政策下，普通民众对印尼华人群体的厌恶之情达到了顶峰。然而，依靠于媒体工具的使用，大多数印尼华人在此期间并没有失去其中国人的身份性质。在后苏哈托时代下，政治氛围和媒体环境逐渐趋于多元化，这使得新一代印尼华裔的主观现实更是值得研究者深入探究。之前有关印尼华人的诸多研究仅着眼于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纵观印度尼西亚的历史，普遍存在对印尼华人的种族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尤其是在苏哈托（Suharto）长达31年的统治及其强制同化政策下，普通民众对印尼华人群体的厌恶之情达到了顶峰。然而，依靠于媒体工具的使用，大多数印尼华人在此期间并没有失去其中国人的身份性质。在后苏哈托时代下，政治氛围和媒体环境逐渐趋于多元化，这使得新一代印尼华裔的主观现实更是值得研究者深入探究。之前有关印尼华人的诸多研究仅着眼于其在媒体报道中的刻板印象，而本研究将聚焦于发现印尼青年一代的华人群体是如何在后苏哈托时代下维持其中国人的身份。后苏哈托时代可被分为三个阶段：转向民主时代（哈比比–古斯杜尔–梅加瓦蒂）、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BY）时代和现任总统佐科维时代。
研究以Phinney的身份综合研究法，Borman的象征趋同理论以及Wong的文化远程民族主义为基础搭建起理论框架，以此对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华人的身份形成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通过深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在内的定性研究法，确定了三个阶段影响参与者身份的诸多变量。同时，借助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研究变量进行了再度确认。这两种方法都证实了当代印尼华人与其祖国之间存在有牢固的情感纽带，文化远程民族主义是影响印尼华人民族自豪感的关键变量。但是，由于其不愉快的情感经历和深处异国的身份困境，使得印尼华人不得不掩盖自己的种族身份来取悦当地人；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可以恢复印尼华人的正面形象，并促使印尼华人与当地普通民众的关系恢复到正常状态。
其他文献
以前，评价意义的研究重心主要在显性评价意义上，近年来，其研究重心向隐性评价意义转移。新闻语篇虽然强调公正性和客观性，但实际上传达作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因此暗含丰富的评价意义。 本文以P.R.R.White的隐性评价机制为理论框架，选取214篇《纽约时报》中关于香港修例风波的新闻报道，探讨新闻作者通过哪些隐性评价策略和手段表达评价意义。 研究发现:(1)新闻作者综合运用唤起、激发、联想、归属
作为一个荣获诺贝尔奖并多次获得过布克奖提名的作家，石黑一雄在西方批评界得到了很多的关注。而《别让我走》于2005年出版以来，同样引起了西方批评界的极大关注。在西方学界，学者对《别让我走》的研究开始的较早同时研究也较为深入。小说《别让我走》带有浓厚的科幻色彩，讲述了克隆人的生活经历和他们作为人体器官捐献者的故事。本文基于两个对立的概念，即有能和失能，对小说展开分析。本文可分为引言，三章主体部分以及结
“原型”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指集体无意识的内容。集体无意识是原始时代以来人们普遍心理经验的长期积累，深藏在心理结构的最隐秘部分。原型就是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和载体。土地作为人类文化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和象征，无疑可以称作文化及文学作品的一个“原型”。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土地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本文借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对美国作家赛珍珠《大地三部曲》中“土地”这一
一方面，对中国而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快为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型成为了一个工业大国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不断加强的国际影响力，中国也正积极参与到世界各项事务中去。另一方面，对世界而言，其他国家也迫切地想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各方面的发展从而为开发潜力无穷的中国市场做准备。在此种情况下，每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英译除了是中国政府对国情
本文通过对艾里斯·沃克的《紫色》及谭恩美的《灶神之妻》两部作品中沉默的分析，揭示了隐藏在沉默背后的各种冲突：性别冲突，种族冲突及文化冲突。为了解决这些冲突，艾里斯·沃克和谭恩美首先在小说中表现了沉默的有害性，并强调打破沉默的重要性。但两位作家都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提出要建构女性主体性。在建构女性主体性的过程中，首先要实现女性的自我发现，即发掘女性的经验和要求，其次，实现自我和他者的和谐关系，因
本文基于批评话语分析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采用对比分析和数据统计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中有关女性及男性领导人竞选获胜的新闻报道的批评性分析，力图从三个方面揭示女性领导人在新闻话语中所受到的性别歧视。首先，本文从及物性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比分析新闻报道在描述女性及男性领导人时所选用的动词过程和参与者的功能，发现无论是在新闻标题中或是在新闻正文中，女性领导人往往处于从
在新媒体时代，移动终端的普及使得互联网深入到每个家庭中，人们的生活场景不再限于线下，而是线上与线下的相互交融。作为基本社会社群的家庭不仅仅是一个包括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生育单位，它更强调了亲代与子代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社会加速发展中互联网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就像是悬在家庭关系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难以把握与预测。还未成熟但接受力极强的青少年和接受力较弱父母站在这段关系的两端，时而分散，时而聚集
近年来，各大卫视为了刺激大众感官享受，运用火拼明星、资源、话题等手段将综艺节目的娱乐功能发挥到最大化，歌唱选秀类节目、喜剧类选秀、明星亲子秀、竞技真人秀等节目霸占荧屏。在制作及传播这类型综艺节目的过程中，制作单位忽视了电视媒体寓教于乐的初衷及文化底蕴，使综艺环境逐步陷入同质化与泛娱乐化的沼泽。2017年初《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朗读者》等文化类综艺节目一批“清流”涌入中国的综艺市场，并取
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提出，在社会交往中，人们会有意识地通过一系列行为表现自己，从而塑造能够取悦受众或对自身有利的形象。在对社交网络的研究中，自我呈现理论常被应用于虚拟网络的社交情境，认为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使用者在网络互动与分享中更倾向于呈现出想要塑造的自我形象。 目前，视频分享网站在国内网络用户尤其是青年用户中快速流行与发展，在为用户提供音像娱乐、传播、互动功能的同时，也使得用户在移动社交平台
社交媒体已广泛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渗透于各年龄群体。家庭世代主体间的社交媒体使用呈现为“数字不均”的现实状态，使得世代间因媒体使用而促发的交互学习、彼此学习颇为常见。 基于对此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与考察，本研究力图发现并揭示数字不均促成代际学习行为发生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而展开深层学理探究。首先，呈现不同世代主体对社交媒体的差异性使用图景；其次，以代际学习作为“可能视角”实现与数字不均的理论勾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