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科利亚达((?))是当今俄罗斯文坛最受欢迎的戏剧家之一,是乌拉尔戏剧流派的奠基人,为俄罗斯“新戏剧”的发展和青年剧作家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优秀剧作不仅在俄罗斯国内享有盛誉,还在英国、瑞典、德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多次上演。科利亚达是一个真正的“戏剧人”,他真正地懂得戏剧,并把一生忠诚地献给了戏剧。他的作品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剧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受到文学研究者的严肃对待与广泛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经历了一场国家制度与社会形态的罕见剧变,苏联改革与解体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混乱与经济危机,俄罗斯底层民众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底层人民的生活被推入绝境,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信仰危机与道德问题使人们倍感生命的虚无,在死亡的恐惧中感到无尽的绝望,因此科利亚达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存在主义基调。科利亚达真诚地关注与同情底层人民的生活,他笔下的主人公也被研究者们归纳为“边缘人”。这些“边缘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大程度地承受着时代与社会的重压与伤害,可以说在他们身上聚集和放大了俄罗斯社会的所有问题,是当代俄罗斯社会问题的集中体现。“边缘人”的形象塑造是科利亚达诗学体系建构的核心,也是理解作家诗学理念与创作思想的关键。本文将在“边缘人”理论和存在主义理论的框架下研究科利亚达戏剧中的“边缘人”,解读科利亚达主人公的核心特质——“边缘性”的来源,分析他们在残酷的生活现实中面临的存在主义危机与精神困境,研究“边缘人”狂欢化的语言风格所反映的人物精神内核,和“边缘人”这一形象在俄罗斯文学和戏剧史中的重要价值。“边缘人”在文学研究中具有多重含义和多种理解。科利亚达笔下的边缘人物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生存空间的边缘性,还有身份认同上的边缘性。与传统的底层小人物相较,“边缘人”的生存环境更为恶劣,他们的住处狭窄逼仄、脏烂破败,堆满了垃圾与废物,甚至已经不能称之为“家”。他们大多生活在偏远的外省小城或是萧条的大城市远郊,是被后工业化社会遗忘的角落。在心理层面上,科利亚达的主人公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多重边缘化,其中既有主人公对自身的不认同,也有其对职业身份、群体身份,乃至对国家和民族身份的矛盾态度。苏联解体的前后十年,是俄罗斯人在和平年代经历过的最为悲惨混乱的时期,也是俄罗斯人思想意识与信仰体系最为脆弱的时期。尼采的“上帝已死”与“无神论”让苏联人几乎彻底告别了宗教信仰,苏联末期急转直下的经济社会状况扼杀了人们的社会主义理想,道德信仰的缺失更是让社会道德问题不断恶化。苏联后期意识形态的弱化和解体后意识形态的缺位加剧了人们生活的无意义感与存在的虚无感,在巨大的精神危机与道德混乱中,人们开始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通过关注死亡来思考人生的意义,选择生活的道路。科利亚达的作品一经问世就因大量的“非标准词语”而受到猛烈的攻击与批评,然而这些黑话、骂人话、下流话的使用恰恰最能体现“边缘人”的精神特质。面对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他们只得用这些让人难以想象的“秽语”来发泄无法消解的痛苦。大量掺杂的“非标准语”、民间语言和诗歌等不同语体的语言元素形成了语体的杂糅,带来了狂欢化的艺术效果。而这种极端化的表达所带来的心灵震撼也正是科利亚达戏剧语言革新的宗旨所在。科利亚达的“边缘人”是在世纪之交俄罗斯“写黑文学”的背景下形成的人物类型,是属于这个特殊时代的主人公。“边缘人”形象不仅奠定了科利亚达戏剧的创作基调与写作风格,更为世纪之交俄罗斯“新戏剧”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俄罗斯戏剧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再次关注“底层”生活有着强烈的启发意义。戏剧主人公的笑与泪是我们触碰当代俄罗斯人精神内核的一把钥匙,本文将通过对科利亚达“边缘人”的研究,了解主人公的生存境况与精神伤痛,把握作家对当代俄罗斯人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与永恒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