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既有的研究中,梁宗岱的诗论已有较多充分而深入的探讨,他翻译的作品普遍受到褒扬,而他的诗作却因为自身价值的相对流失而并非获得足够的关注。对此,人们往往只是浮光掠影地提及它。这使得许多研究者将梁宗岱的诗歌直接搁置避谈或者将他的创作与他的诗论割裂开来。显然,这样的做法无论对于诗论还是诗作都是有失公允的。诗词集《芦笛风》不仅倾诉了诗人内心最隐秘的情感,也有意无意地和他的诗论之间存在某种“契合”与呼应。在当时抗战的大背景下,他的这部作品在呈现异质风格的同时又具有某种合理性与必要性。这样的诗学观与诗作呈现的是诗之为诗的本体性,从而与过度强调鼓舞作用的功利色彩浓厚的“宣传诗”、“口号诗”划清了界限。他企图通过对诗歌形式的亲自实践来努力构造新诗未来发展的蓝图与模式。无论他的形式实践成功与否,但至少传达了新诗在哪些层面需要更正与探索。对于整个新诗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中,它提供了建设性的意义。梁宗岱的象征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却又融汇于中西的具体诗作中。它在任何国度、任何时代的文艺作品中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超越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范围。但是具体落实到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这样高境界的象征没能被努力营造,他的诗作拐到了别的路径。诗词集《芦笛风》也没有弘扬和彰显宇宙意识。它没有将目光过多的投射于浩瀚渺远的宇宙;对于个体与宇宙的思索都是为了从宇宙中获得暂且的宽慰,重心依然是个体;而宇宙间的“一花一木”与个体之间并没有构成交融、和谐的状态,相反是对立、紧张。诗词集《芦笛风》对诗论的部分背离其实是他的诗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一方面梁宗岱对于诗歌形式的探索在当时的诗歌现实语境中具有迫切性、现实性,而另一方面他的“象征主义”、“宇宙精神”本身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寻求,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而在形式诗论中,内容尽管同样重要,但永远是为了满足形式的发展需要。无论是象征主义的诗还是宇宙精神的诗,追求的核心都是知性,它们是一种“经验诗学”。对于这一点,梁宗岱不止一次的提及,但是它们却在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之路上越走越远。袁可嘉的诗论目的性较梁宗岱更专一,针对性更强,并且提出了许多细微的方案,因此他的“新诗现代化”在西南联大诗人群那里得到了较切实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