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收入差距一直是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难题，“同工不同酬”现象在职业男性和女性中普遍存在，而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生育行为也使得这一问题愈来愈严重。出于对工资收入降低的担忧，女性有可能会为了避免性别收入差距而拒绝生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生育政策逐步放开的背景下，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却没有大幅上涨。本文的研究将说明，职业隔离是介于生育行为与性别收入差距之间的桥梁，为研究生育行为如何扩大性别收入差距提供新的视角。通过尝试性地将三者置于一个整体的分析框架中，本文着重分析以下问题：第一，生育行为是否显著影响已育男性和女性的工资收入水平？这种影响效果是否存在着性别差异？第二，生育行为是否会使劳动者在工作中面临职业隔离？第三，这种职业隔离能否解释已育群体性别收入差距的扩大？解释程度有多大？分区域来看这种解释程度是否存在差异？
　　在理论层面上，本文构建了纳入生育变量的劳动力市场均衡模型，来论证生育行为会对劳动者工资率造成影响。通过降低生产率，增加企业负担的生育保险费用等方式，生育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大大地体现在女性的职业发展上。在具体的影响路径上，借助职业隔离理论的“拥挤假说”，本文认为生育行为会使劳动者面临职业隔离。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劳动者所面临的职业垂直隔离和职业水平隔离都会显著上升。在此基础上，借助Brown分解法，分析出职业垂直隔离和职业水平隔离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
　　在实证层面上，借助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将生育行为变量纳入分析框架中，通过已生育子女数量来衡量生育行为，进而分析其对男性和女性工资收入的总体影响。实证结果揭示：第一，生育行为对已育男性和女性的工资率都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对女性的影响程度较为显著，这也为生育行为扩大性别收入差距提供了论据。而且，在不同分位点上，生育行为对工资率的影响程度存在异质性。收入越低的群体受生育行为影响的效果越显著。第二，生育行为会显著性地影响已育男性和女性从事各行业的概率。通过多元选择模型(Mlogit)的回归结果发现，子女数量均会使得男性和女性更倾向于选择较低收入层次的行业。也就是说，子女数量的增加使得已育男性和女性较多地聚集在低收入行业。第三，在生育行为产生职业隔离的情况下，基于Brown分解法，本文的研究发现已育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职业间的垂直隔离，即男性和女性从事的职业类型的差异。职业内垂直隔离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为80.09%，而且主要是由职业内部的歧视所造成的。第四，各变量对性别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重要程度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其中职业隔离导致的性别收入差距在东部最大，而在西部最小。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来降低性别收入差距。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论一致认为，在我国，生育行为对已育男性和女性的工资收入均会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通过职业隔离(如职业中断、职业发展的“天花板”)进一步扩大了性别收入差距。因此，要想进一步降低性别收入差距水平，需要重点关注劳动力市场上对女性权益的保护，促进女性地位平等。对于东西部地区，要通过改善生育补贴政策和托育政策，为已育女性劳动者提供更多便利，从而缩小性别收入差距。而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从而提高教育回报率来缩小性别收入差距这一政策路径或许仍然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