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汉乐府批评的繁荣并非偶然。除了文学批评史发展的自身规律，明代最高统治者对雅乐的需求，以及李东阳等人对于汉乐府诗的偏爱也会对整个文坛和社会的取向产生重要影响。明代复古主义诗学对汉乐府批评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汉乐府机构、诗歌作品的政治功用及反映现实作用的大力肯定与宣扬。二是对汉乐府诗歌艺术价值的高度推崇。明代汉乐府批评范畴由早期的以“声律”和诗题本事考证为主，发展到“格调”、“兴象”、“兴寄”、“文采”、“章法”、“体格”、风格等丰富多彩的批评范畴，这无疑是汉乐府批评的细化和深入，同时也是对诗歌艺术本身的回归。明代汉乐府批评的形式包括诗话类著作，诗歌选集编者的批语、评语，以及李东阳、王世贞等人对汉乐府古诗的拟写以及批评家对拟写的行为和作品的评价等。关于汉乐府的源流，明代的诗学家们没有将汉乐府诗单纯看作汉代乐府制度的产物，而是将它和先秦时代的上古歌谣及“诗三百”进行了广泛地联系，其中还有关于铙歌、郊祀等汉乐府类别的具体论述。明代的批评家们已经能够逐渐摆脱“声律”对汉乐府研究的过度束缚，转而更加关注汉乐府诗作为一种文学作品而具备的各种特点。明代的诗评家们还论及汉乐府在后世所发生的变化，探讨了乐府诗衰落的原因。许学夷对于汉乐府体格的概括是“轶荡”。徐祯卿对汉乐府句格的理解是“质”，意思是自然、古朴。胡应麟在批评汉乐府句格时就把铙歌和相和歌进行了区分，前者“诘屈”，后者“峻绝”。许学夷认为铙歌这种特殊句格可能和脱文断简或曲调与曲辞混录有关。胡应麟非常推崇汉乐府诗在章法上的完整性和浑成性。钟惺、谭元春则认为汉乐府在章法上既有寄托不尽之妙，同时又不着痕迹。另外，胡应麟等人对汉乐府诗创作中存在的一些较为固定的创作程式，比如结尾等方面也进行过一些评论。朱承爵认为汉乐府诗的命题“俱有主意”。许学夷则认为，尽管汉代五言乐府中有歌、行、篇、引等不同的题目，但从诗歌体格上来说则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胡应麟指出《郊祀》歌上继《雅》、《颂》，所以作品中实字用的多，而且是越多越典雅。明代的批评家们注意到了汉乐府“不避俗语”的重要特征。另外，明代学者对汉乐府对汉乐府叙事手法的发现和推崇也很值得关注。明代诗论家对汉乐府艺术风格的批评比较复杂。周瑛对于汉乐府艺术风格的定位是“雍容和美”。王世贞则认为乐府诗的特点是“皦径扬厉”。胡应麟和徐祯卿对铙歌风格的定位分别是“发扬蹈厉”和“遒深劲绝”。在批评单篇汉乐府作品，如《孔雀东南飞》时，明代的诗论家们还使用了“自然”或“天然”这样的词。由于明代汉乐府批评是在整个复古主义诗学大背景下展开的，明代的一些诗论家用“高古”一类的词来批评汉乐府的风格。经过明代学者的批评和大量拟写，汉乐府的经典价值最终得以确立。同时，部分学者也开始从音乐、词义等角度进行反思。明代诗论家对汉乐府各方面的评价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范畴、方法和内容为清代以后的学者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