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从流氓罪中分离出来,被认为是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但是由于规范本身存在高度模糊与概括性,加上2013年司法解释拓宽了本罪的适用领域,导致本罪的适用愈发呈现兜底趋势,其适用边界受到广大学者的批评,甚至被扣上“口袋罪”的帽子,出现了废除的声音。寻衅滋事罪专属范围的确定首先需要明确法益,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其次需要明确行为类型的内涵与外延,对行为违法性的下限进行控制,这样在定性时可以直接将属于行政范畴的寻衅滋事行为、他罪规制的行为排除在外,处罚范围才能得到进一步确定。由于寻衅滋事作为一种社会危害现象,其在司法适用中会存在理解和适用问题,当处罚不合理或者社会效果不好时,也会出现立法要不要予以修改的问题,因此为研究寻衅滋事罪适用边界问题,结构将安排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寻衅滋事罪适用边界之争议。结合典型、热点案例从构成要件入手了解司法实务对本罪的适用,经过观察发现司法实务对本罪名的适用多是模棱两可的态度,甚至会突破本罪的适用底线以致案件的判决结果有失公允,使得本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甚至可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谦抑精神。第二部分探讨寻衅滋事罪适用误区之原因。首先从司法实践层面分析,一方面受到传统刑法观和价值观的影响,过去在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影响下,司法机关在认定行为危害性大小时习惯性加入主观判断,不能很好地平衡秩序维护与保障自由的关系;另一方面受到司法诉讼程序实际运作的影响,例如不同机关对司法解释的不同理解、不同司法程序之间的衔接、情绪司法的出现。其次从规范层面分析,主要是受到立法理念、立法用语、罪状描述方面的影响,以上问题的集中出现使得寻衅滋事罪的边界不合理扩张。第三部分从构成要件角度界定本罪的边界。本罪适用之所以模糊,究其原因是因为其适用根据存在分歧。犯罪构成作为刑法中重要的理论,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决定作用,在寻衅滋事罪的适用中,最具争议的是法益、客观要件、主观要件,因此本章从此三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探讨本罪的法益缺陷、内涵及其机能,法益是罪名定性和定量的价值原心,危害行为的值得处罚性应该和行为侵害法益的程度呈正相关,本罪法益的特殊性应该突出个人具体法益与公共秩序法益的层次位阶关系;其次在法益的框架下对客观要件、主观要件进行解读,确立本罪应然的适用标准。第四部分结合边界探寻本罪合理适用的路径。结合前文界定的边界,为了解决现存的争议问题:首先针对当前的存废之争,明确寻衅滋事罪的价值与定位,坚定保留并主张其独立性的立场;其次对症下药分别从司法层面、规范层面提出完善的路径—司法适用上严格以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前提限定,转变过去秩序中心主义的立场,注重对行为法益侵害程度的具体考察,并在适用中贯彻审慎原则;规范层面上应在刑法谦抑精神的指引下,将模糊用语廓清,并注重刑法与行政法的衔接,为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提供可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