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s on the Law of the Sea,UNCLOS）（以下简称称《公约》）设专属经济区（Exclusive Economic Zone,EEZ）（以下简称EEZ）。该区域自设立时即遭到美国等海洋强国的反对,因此《公约》中的诸多条文规定模糊,导致衍生诸多EEZ剩余权利问题（residual rights）。例如就EEZ区域内的他国海上军事活动而言,《公约》未明确予以允许,也未明确予以禁止,这种因剩余权利所导致管辖权分配与冲突的缺陷问题,造成沿海国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目的,禁止他国在其EEZ内开展军事活动的立场;而相较于航行国则主张以维护航行自由为立场,刻意选择在沿海国EEZ开展海上军事活动以挑战沿海国在区域内有关军事活动剩余权利的分配问题。因此实践中,EEZ内沿海国与航行国有关海上军事活动立场的冲突不断,而我国西沙群岛（以下简称西沙）成为美航行自由行动（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FONOPs）（以下简称 FONOPs）实施的重点区域、常态化区域。在上述背景下,本论文问题意识聚焦于EEZ制度下有关海上军事活动剩余权利分配及有关国家间的权利冲突问题,试图从法律上厘清我国能否在西沙EEZ对他国海上军事活动进行规制,面临什么样的法律挑战以及如何规制等问题。经研究发现,我国在西沙EEZ内的规制行为合法、合理。《公约》明确规定我国有权对侵犯主权权利与管辖权的高烈度海上军事活动进行管辖,而低烈度海上军事活动则因侵犯了南海地区的安全利益而受到我国的管辖。然而我国行使管辖权的同时不免会面临适用海域存疑、对美效力不清两大挑战。但经国家实践累积形成的“大陆国洋中群岛制度”（以下简称“洋中群岛制度”）,从习惯国际法上支撑并证明我国行使管辖权的范围应当是西沙直线基线向外200海里的海域,同时禁止滥用权利与《公约》之规定都证明我国管辖权的对象及于美国的海上军事活动。最后,在航行自由制度不断发展,国际治理理念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结合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应当从立法与执法两个层面,结合国内与国际视角来构建法律规制的路径。立法上,对于西沙EEZ内的高烈度海上军事活动,倘若我国有需要加以禁止,建议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相关制度规则,并增加立法前的外交沟通,对于低烈度的海上军事活动,建议仅通过外交或其他途径声明我国立场,而不做法律上的禁止性规定;建议完善海军外交制度;积极推动有关海上军事活动的双边和区域性协定的制定。执法上,我国海警执法应遵循“必要性”、“比例性”原则;强化海军在海上安全保卫方面的主体责任;完善海警与海军的协作配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