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市场化过程中的我国地方政府建设进行了探讨。长期以来，我们为了建设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一直努力把地方精英、大众和地方政府纳入到整个国家权力的体系之中，试图建立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体系，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启动，我国地方原有的国家、地方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市场化改革后地方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地方政府独立的行为者的地位得到确立，而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作为完全贯彻中央政府和党的意志的角色相对淡化，由原来地方层级开始越来越向相对独立的地方政府角色转变。原有的地方干部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成为更为注重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理性人”，而转变成为新的条件下的地方政治精英；二是，一部分人由于凭借自身的努力在地方脱颖而出而成为地方新兴的经济精英，并且在地方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引人注目；三是地方大众由于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流动空间和自主活动空间，而成为越来越主动和积极的地方力量。然而，由于走向市场经济道路是一种特殊的嫁接式的市场化过程，地方政治社会经济的这些改变并没有带来在西方很多人看来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相反，却出现了新的意想不到的问题。这种问题集中体现在地方庇护政治的出现，也就是地方政治精英和地方经济精英出于二者的共同利益，相互接近，并结成了一种利益攸关体，共同参与到了剥夺地方大众利益的行动之中。而地方大众面对地方精英的这种联盟往往难以应付，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要么忍气吞声，要么采取制度外的行为，从而导致地方群体性事件的产生。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我国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忽略的与之相适应的精英大众之间互动的制度建设，我国地方现有的精英大众互动机制很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过去的政治经济结构基础至上的，与新的精英大众的利益分野相适应的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却还没有建立起来。由于资源占有的地位以及行动能力的差异，大众和精英之间在利益互动关系方面处于明显的不对等地位。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以及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出发，重新建设我国地方精英大众之间有效的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