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资源消耗日趋严峻,绿色发展成为破解我国资源环境约束、优化产业结构的必然要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逐渐成为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标。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国家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以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但外资的大幅流入同时给环境带来了一定破坏,促使能源消耗快速增加和污染物大量排放,并形成了对经济的负面冲击。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因此,在我国政府面临环境保护与政绩考核双重压力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外商投资减少污染排放,助力我国经济的绿色发展显得尤为迫切,本文将尝试探寻FDI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这对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制定科学的引资政策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此,本文将以2006-2018年我国30个省份268个地级市的样本为研究对象,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和GML指数对我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同时,本文将从环境规制和人力资本两个视角深入分析两者间接影响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理。其次,利用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同时验证了环境规制以及人力资本对FDI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调节效应,进一步,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考察了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变化趋势,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最后提出优化外资营商环境,促进经济与环境良性互动的政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年均增长分别为6.42%、6.65%和0.86%,技术进步是拉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技术效率拉动相对不足。（2）FDI阻碍了我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我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的技术差距影响着FDI技术外溢。分区域来看,FDI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将城市按资源和污染防控分类,FDI对资源型城市和非重点污染防治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3）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人力资本均对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调节作用,政府为达考核标准,制定较高的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外资流向环境友好型企业,已进入污染型的外资企业逐渐退出,以及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本土企业员工吸收借鉴外资先进设备、清洁技术和管理经验,挤出对传统生产要素需求。（4）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非线性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人力资本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呈现先促进再抑制的倒“U”型特征,人力资本呈现先抑制后抑制作用减弱再改善的特征。分区域来看,对东部城市而言,当环境规制小于门槛值时,外资引入是有正向促进作用的,跨越门槛值后,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呈倒“U”型特征。东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先是负向的,之后逐渐减弱,再变为正向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在跨越门槛值后,系数由负向变为正向。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制定合理引资政策,提高FDI质量;严格落实环境规制政策,因地制宜降低污染排放;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激发人才活力;完善创新激励机制,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