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是关于费孝通现代经济转型思想的一篇研究。本文认为，费孝通先生整个社会学理论的中心思想是：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进程中，面临西方工业文明强势入侵和传统乡土文明衰落式微的双重困局，以何种方式“重组”中国社会实现文明的现代转型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中心任务。按照费先生的构想，中国既不应妄自菲薄，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也不该抱残守缺，死守旧有文化的传统阵地，而应在顾及中国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剔除其糟粕，同时积极吸纳西方文明的精华，逐步达到对中国社会的人格与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实现社会秩序的合理化再生产，最终使整个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成为可能。既然是“重组”中国社会，就要认识中国社会原有的组织机制是怎么一回事。费先生这辈学者，身具忧患意识，始终坚持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己任。具体而言，费先生一生都以“科学地研究和认识中国社会”为目标；围绕这一目标，费先生终生都在“怎样为中国农民能富起来做些事”，用费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志在富民”。因此，在当时中国乡村每况愈下的情境下，费先生关注的焦点问题，便落在了中国生产的组织化及秩序问题上，即经济转型上，反映了费先生对中国社会的个人诠释。这既是费先生整个学术生涯一以贯之的主线，也是其社会学思想的主旨所在。费先生笔耕不辍，一生写了不少文章，而纵观来看，他的写作有两个高潮：一是从抗战胜利后到解放，一是从“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到其去世。因此，学界习惯将费先生的学术研究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费先生则“常把自己的一生看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主题鲜明，线索清楚，内容上有着起承转合的连续性。基于此，本文主要从三个层面阐释费孝通先生现代经济转型的思想的发展脉络，文章也相应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以“农副生产”还是“工商立国”的时代大争论为引子，说明费孝通现代经济转型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因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势力入侵，中国传统的自给经济受到冲击而破产，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搅扰也处于失范状态，而“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中心，受到的破坏最烈。面对此种危机形势，进行乡村建设迫在眉睫。当时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亦都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同的路径与构想，“以农立国论”和“以工立国论”就是两种典型的取向。总得来看，费先生既坚持“从传统的要素中去重塑中国”，又要注意“从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去寻找中国”。2、以“江村经济”为例，阐释费孝通回到事实本身，对中国传统农副生产制度的科学分析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性。费孝通作为一名与时代同行的社会学者，自涉足社会学领域伊始，目光便没有离开过乡土社会。面对中国基层乡村的破坏，费先生不同于以往停留在口头上的争论，而是用摆事实讲实际的科学方法，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副生产相配合的经济制度及其破产的现实，说明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性。3、阐明费孝通的社会重建方案：以“乡土重建”和“乡镇企业”为前后相接两个阶段载体的“工商立国”之路和经济转型的可能性。社会的各种类型的组织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嵌套性关系，费孝通试图以最迫切的经济生产组织的重建来带动整个社会组织系统的重建。费先生前期倡导以“工业下乡”作为“乡土重建”的出发点，后期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继续追寻中国经济转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