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的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所构成的内在矛盾,使得法律移植和国家普法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张力。一方面法律移植和国家普法都是试图借助法律的力量造就强大民族国家的政制实践,但当主权者试图借助法律移植的力量来推动中国由传统伦理文明秩序向现代法律文明秩序转型时,现代民族国家经济逻辑所派生的以自由市场、方法论个人主义、族群、阶层、资本等分离力量,却征用了国家普法所造就的法律的表达合法性,进而构成了一种“反法治的法治”。而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就来自国家转型与社会变迁之间双向的互动、脱嵌、征服与反抗,可以将其总结为“国家转型的假说”,这其中自然涉及到国家法律观的转变。为了检验国家转型定律,本文细致考察了作为重大公共事件的教育公平改革和重庆打黑。主张宪法结构所决定的国家目的决定了教育的目的,而教育的目的决定了教育公平的制度设计。在这里,法律的制度理性对解决国家转型过程中发生的利益分化、观念分歧和道德争执具有重要意义,重庆打黑就恰恰是通过民主的法治形成机制和试错型宪政重新凝聚了国家转型的公意共识,从而为日常政治下打黑治理的法律保障机制进行了正当性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