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被害人过错进行合理的界定是研究其对量刑影响的前提和基础。自20世纪40年代犯罪被害人学在西方诞生以来,学者对被害人过错的理解一直建立在“互动论”的基础上,认为其必然与犯罪行为的发生存在互动关系,而与犯罪行为无互动关系但与犯罪结果存在因果关系的非互动型被害人过错(如自冒风险行为)未被纳入研究视野,这直接导致了对非互动性被害人过错研究的欠缺。在刑法学界,在互动型被害人过错影响犯罪人量刑的理论基础上,分担责任理论与可谴责性降低理论各执一词,前者以“互动论”为依据,认为刑事被害人引发了犯罪行为,被害人客观上所受到的侵害,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因此,应该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而后者认为刑事被害人过错影响犯罪人的“控制能力”,因而其主观上可谴责性大大降低,这一理论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而非互动型被害人过错影响犯罪人量刑的理论基础是“被害人法益保护阙如”与“自我答责”理论。刑事被害人过错对量刑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过错程度、过错性质等因素决定了对犯罪人量刑的影响程度也不同,被害人过错既可以作为犯罪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事由,也可以作为罪与非罪的分界线。目前,刑事被害人过错作为影响犯罪人刑事责任的重要量刑情节之一,在我国刑法上仍未获得与其重要性相适宜的地位。司法实践中,刑事被害人过错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对犯罪人必然带来量刑上的不公,为力求对犯罪人准确量刑与人权保障,这种不公亟待改变,刑事被害人过错对量刑影响的法定化是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