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环境形势严峻,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时有发生。为了保护环境,我国不断完善环境立法,并引入了环境公益诉讼和惩罚性赔偿制度。2021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12条规定,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惩罚性赔偿的,法院可以参照私益诉讼处理,惩罚性赔偿金应当以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数额作为计算基数。然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相关立法并不完善,加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起步较晚,惩罚性赔偿金在适用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表现在审判、履行、规制三个阶段,完善惩罚性赔偿金的相关制度势在必行。在环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确定上,按照“基数+倍率”的形式应当以“环境修复费用的一定倍数”认定基数;倍数认定则考虑环境损害程度、侵权人主观恶性、预防违法可能性,尤其要关注侵权人经济水平、罚款和罚金的缴纳情况。在环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履行上,应当明确惩罚性赔偿金是民事责任不应折抵;履行顺位为民事责任优先于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补偿性责任优先于惩罚性赔偿责任,私益诉讼优先于公益诉讼;应当规范“劳务代偿”、“技改抵扣”的特殊履行方式。在惩罚性赔偿金的规制方面,应当以管理手段解决归属问题,明确管理模式、管理主体、管理程序、监督方式;在使用上保证“专款专用”,明确赔偿金的使用范围。从而建立起权责明确、程序完善、监督多元、保障私益和环境公共利益的长效规范。当下,研究环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发挥了惩罚、遏制、预防环境违法,保护被侵权人利益的功能;也符合国家政策取向,保护了环境和生态,是恢复性司法的重要体现。